微信

论黑铁山起义 凡石
2018-07-23 12:00:59   来源:   评论:0 点击:

  
                                                                                     论     
                                                                                                凡石
       黑铁山起义,有人又称为长山中学起义或长白山起义,距今已78年了,与徂徕山起义、天福山起义并称为山东的三大著名抗日武装起义。这个起义对当时山东鲁中鲁北的各派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和促进作用,在这一地区产生了深远地影响,创建了长白山抗日根据地,清河抗日根据地,以及渤海抗日根据地,为山东的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众所周知,徂徕山起义是中共山东省委直接组织发动的,1938年1月1日举行起义。天福山起义是由中共胶东特委组织发动的,1937年12月24日举行起义。这两个起义都直接打出了共产党旗号,明确表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而黑铁山起义?是如徂徕山起义、天福山起义一样,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对外公开明确是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组织起义的?显然不是。它受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但鉴于当时长山中学的特殊状况,在特殊历史时期下并未对外公开,实际主要是依靠马耀南在当地的声望来开展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再一点,中共山东省委在没有和马耀南接触前,马耀南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抗日武装组织工作。马耀南随不是共产党员,但他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主动寻找并接受共产党领导,鉴于此,中共山东省委才把马耀南任校长的长山中学确定为鲁中、鲁北一带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中心点,由此诞生了著名的“黑铁山起义”。
也可以说,黑铁山起义是中共山东省委在山东各地分区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与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不谋而合,并接受马耀南要求加入共产党抗日队伍的请求,先后派地下党员到长山中学,在马耀南已组织的抗日武装基础上,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
     对于这个著名的抗日武装起义,当年是如何组织发动起来的,多年来存有不少争议,众说不一。有人说这个起义是由中共地下党员领导,在马耀南校长的支持下举行的抗日武装起义;有人说这个起义是马耀南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在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举行的抗日武装起义;甚至,还有人说马耀南没有参加这个起义,是举行起义几天后马耀南自己来到抗日队伍的。
那么,这个抗日武装起义当年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为什么人们对此过程众口不一?至今没有较全面的、令人信服的统一说法。现许多文章中主要采用了少数几人的说法,未免有以偏概全的现象,许多人对这样的说法也并不认同。
      如今,起义涉及的主要领导人,已不在人世。马氏三兄弟更是早已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对于如何组织这个抗日起义没能留下记录。起义的其它参与者,也或已牺牲,或已去世。现在,我们后人不妨带着这些疑问,依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对此再进行研究,一探究竟。
一、 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背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指示,要求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发动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抗战。当时的“蒋委员长”也特别强调:“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在此背景下,山东各地纷纷成立各种抗日团体或组织,声援抗日部队,或者拿起武器成立抗日队伍。9月,中共山东省委为了更好地领导民众抗日,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10条纲领。10月上旬,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会议,决定在山东各地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组织抗日武装开始的时间
依据林一山《我的长山之行》《回忆马耀南烈士》等文讲的19379月林一山到长山中学以前,马耀南当时组织的抗日武装已初具规模,并形成广泛地影响力,连远在济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都知道了长山县马耀南要组织抗日武装的消息。
    林一山到长山中学的时间是1937年9月间,他们一见如故,就如何组织抗日武装起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文中讲到:“亲热得就像一家人,我们俩人在一起什么都谈。”“他说韩复榘准备派个叫李耀亭的来给他当司令。” “他告诉我,他掌握了近2000条枪,这我是相信的。”“后来,马耀南还带我下乡去看过枪支。”“他当时已经把许多知识分子,组成了几个学习班。我听了他讲的情况后感到要组织一个大的武装起义队伍很有希望。”“他看出我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就亲自领我出城去农村看了看他办的训练班。”
从马耀南此时期两篇日记中也可看出其武装抗日的决心。“七七”事变后,上海“8、13”淞沪抗战第三天,他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世间。”8月20日又写道:“此时不便只身避难,只好不顾一切进行民众武力之促成。任何困难,准备忍耐下去。”
马耀南组织武装抗日的决心由来已久,在林一山《回忆马耀南烈士》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当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时,国民党封锁消息不让国人知道。他办公室内订有两份英文报纸,他经常阅读,从外国的英文报上不仅知道这一消息,而且报纸上还刊登日本军队开进天津的照片。他对这一卖国行为极大愤慨。此后,我经常听到他在夜间高声朗读史可法的《复多尔滚书》,他朗读的情绪是悲愤的。从此后,每天早晨拂晓前常常看到他身着马裤在体育场攀杠子,跳木马锻炼身体。他锻炼身体的目的是准备抗战,我有意识的注意他这些表现。”由此,可以知道马耀南在1935年时,就有了要组织武装抗日的打算。
三、         马耀南是如何与中共山东省委联系的
要想打败日本侵略者,驱逐去中国,取得抗日胜利,是个长期坚苦卓绝的过程,不是某个人、某个小团体所能完成的任务,作为有多年政治斗争经验的马耀南深深懂得这一点。
1937年9月初,长山八区的乡长马进先、区中队长马函三就如何进行抗日问题找到马耀南商讨。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我和涵三提出:“要抗战得找靠山。”耀南说:“我原来是国民党员,亲眼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不能领导抗战。”又说:“靠山要找,得慢慢找,我想一定能够找到的。”我们三人还谈了共产党反“围剿”的情况,共产党的抗日宣言书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认为这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基本点。······都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都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质朴爱国热情,都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三个都表示:“先要国,后要家。”有了国,才能有自己的家啊。”
马耀南与中共山东省委之间的牵线人是林一山。其实,在林一山与马耀南接触之前,马耀南就曾主动联系过共产党
当得知中共中央派红军干部张经武来到山东做统战工作时,马耀南曾去济南找过张经武,但一时没能联系上。19571月对赵明新的访谈时提到过此事:“这时八路军在山东济南有一个代表叫张经武,耀南就找人联络,要找八路军的代表张经武。”此说坊间更是早有传颂。
那么,林一山为什么向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推荐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林一山在文中讲到:“我跟马耀南相处半年,了解他的为人。他品质好、有爱国心。如今国难当头,我认为争取他出来抗日还是很有可能的。”“我认为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品行端正,思想纯朴,为人耿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好的团结对象。”
按照林一山在其《我的长山之行》《回忆马耀南烈士》等文中说法:“我与马耀南校长相识是从1935年2月开始的。1935年2月至7月,我在长山中学附属小学任教员。”“我在济南高中读书时,高中的训育主任是李映元,李与马耀南是老同学。1935年2月,李推荐我到长山中学附属小学任教。”“省委开始按中央指示考虑布置敌后游击战了,改派我去胶东开展工作。行前,黎玉同志又找到我,他说发动敌后游击战,鲁北还没有中心点。问我能不能找一个。我说可以到长山县去找找马耀南。”“9月里,我到了长山中学。”
林一山的“长山之行”是否顺利?文中讲:“当山东省委要我去鲁北建立一个工作基地时,我才考虑去长山中学探索一下他的情况。使我出乎意料的是,情况的发展极为有利。于是我决心在这里耽搁二十天的时间,把去胶东组织武装起义的紧急任务延迟了将近一个月的宝贵时间。”
综合林一山在其回忆文章中所述,他的长山之行圆满完成了黎玉同志交代的任务。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应视作中共山东省委在鲁北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最合适人选”,以此中共山东省委确定长山中学为在鲁北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抗日基地。
此阶段也可以说,林一山只是完成了“推荐任务”,中共山东省委并未即可派人去长山中学,是马耀南后来亲自找到济南向中共山东省委“要人”。也就如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所说:省委接受耀南同志的(要求加入共产党抗日队伍的)请求
四、以长山中学为基地组织的抗日武装,是如何组织发动起来的
本文前面已经有过讲述,马耀南从1935年就开始为组织抗日武装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七七”事变后全力进入组织发动阶段。他一方面设法阻止山东省教育厅在八月就已下达的“山东省中等以上中学一律南迁”的命令,一方面带领学校师生深入城镇乡村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同时携手自己的两个弟弟马晓云、马天民,广泛联络各阶层的有志青年、有识之士着手组建抗日武装队伍。
樊语乡在1943年发表的《马司令传略》一文中写到:“记得最重要的,一个是组织全县抗敌后援会,进行募款劳军,以区为单位,派学生下乡宣传,出演抗战话剧,鼓动抗日情绪。二个是办理全县乡村小学教师训练班,指给了全县乡村教师以明确的抗日前途,安定了人心,并藉以组成各村情报网。三个是加强了全县民团(夏防大队,常备队,及各区区中队)的政治教育,鼓动他们的抗日情绪,定下了抗日的约会。四个是开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训练出了一批军事干部,分布各区。五个是中学推行战时教育,去掉旧课程,换上新内容(计有中日问题,国际形势,游击战术,农民问题),培养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以上这些工作,是后来发动部队的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建立,在当时真是谈何容易!确实费了笔难尽述的挣扎,当时某些分子出面阻挠,称长中为“赤区”,停发经费,造谣攻击,然而真理永存,这些阴谋终被耀南同志粉碎了。”
1972810日,对五军老战士高立业的访谈时说:“马校长每周给全校师生讲一次国际国内时局,给学生增加了许多历史讲座,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讲近代史,讲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及“九一八”事变的详细历史,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的罪行,启发了师生爱国情绪。
       从1937年夏天开始,马耀南校长派长中师生及民先组织作为骨干力量,联合当地各阶层进步青年组织武装。那时,局势很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若没有这个核心人物,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1、马校长给师生们带来生机,他大搞教育改革,开展文体活动,增加新课程,尤其是军事知识;带领全校师生大唱革命歌曲《流亡三部曲》、《九一八》、《五月的鲜花》、《大刀歌》等。
       2、校长亲自带领师生走出校门,向民众大讲当前形势,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组织宣传队,联系各小学校,到农村、集市、城镇进行宣传,演小节目。
       3、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动员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参加抗日队伍,日本鬼子来了和他打游击战,团结起来打击侵略者。
       4、马校长在长中开办几期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亲自带领师生进山区熟悉地形,搞野炊,指导绘地图,防空演习。”
198236日,在对长山中学十级学生宋叶艮、林经农、王玉文的访谈时,宋叶艮说:“全校每周有一次时局讲座,都是由马耀南校长给大家讲,内容广而深刻,博得全体教职员工的敬重。当时我们都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校长而感到自豪。”
林经农说:“林经农:1935年—37年7月后,中国共产党接连不断在报纸上发表《北上抗日宣言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紧急动员令》等,它对中国影响很大。全国各地许多爱国知识青年、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情和决心。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救亡工作团、队等组织,主要是依靠学生为主力军。后来流亡师生及学界在全国各地都联合起来进行宣讲抗日救亡运动,这就是当时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形势的主流。那时长山中学,马耀南校长处在繁忙而紧张的抗日宣传工作之中。”“说服学生、动员家长,把自家看家护院的枪支、弹药捐献出来,为组织起一支人民的军队打鬼子。只有人民自己有了武装,才能有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只有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才能打败小鬼子。”
198335日,对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参加了起义的张维滋访谈时说:“马天民从1937年夏天,就经常一个人骑自行车,顶烈日,冬天冒寒风,奔波长山各区、乡联系动员,说服亲朋和热血男儿参加抗日活动。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组织了四五个中队的人枪,起来打鬼子。后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他那一帮人员都很愿意听从他的,他有一帮骨干。”
198955日,对参加了起义的五军老战士,原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王文成访谈时说:“1937年夏天,天津的流亡师生到长山城来,就住在长山中学校内他们有书信联系。马耀南校长带领长中师生和他们共同去城乡进行宣传抗日活动,召开群众大会,还大唱《流亡三部曲》,马耀南校长领导师生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人们也学会了唱《流亡三部曲》,当时的确对当地人影响很大。”
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耀南向我们指出:当前最急需的是赶快动员组织民众,让人民尽早觉悟,让大家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无辜杀害我良民的罪行。要大讲我东三省和朝鲜被侵略后,人民在敌人铁蹄下的苦难。只有人民都觉醒,认识到我国大难临头,才能使民众树立起同敌人斗争的决心。还得赶快向人民大讲统一战线的政策,使民众做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必须大力宣传,大造声势。”
    “马涵三和我向耀南说:‘长山八区民众基础好,有山、有枪、也有人。若一动员,很快就能发动起来。’”
“耀南校长说:‘在长山八区组织发动武装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长白山可作为我们组织发动武装的基地,至于靠山,我尽快去找。’”
“从那以后,马耀南常来信,并叫其弟马天民来与我们联系,传达他的指示,了解动员民众的情况。叫我们以区中队为基础,以长白山为基地,组织抗日队伍。若日本人来了,就在这里打游击。”
“马校长还派他得力的助手樊语乡同志带领长山中学学生到长山八区西董集市上进行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记得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警号》、《小放牛》等节目,都是新词、新内容,对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在林经农的《马耀南校长办教育》一文中写到:“自此,马校长走上了以教育为阵地,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卢沟桥事变之后,马校长即号召我们积极锻炼,准备参加战争。随即在学校办起了一份《抗敌情报》,由专人负责办报,从《大公报》上摘录各地新闻,向全县人民发公开信,宣传抗日,告诫人们注意预防敌人空袭。并以师生为骨干,组成抗日宣传队,分赴各村进行抗日宣传。这些活动,都为以后的抗日武装起义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综上所述,以长山中学为基地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是长山县及周边各县民众长期接受马耀南的抗日宣传教育,在马耀南的号召、鼓舞下组织起来的。
五、当时长山中学的状况
自1933年以来,山东的中共党组织相继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遭受严重破坏,1937年时各级党组织尚在逐步恢复重建中。当时,长山、邹平、桓台等地在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以前,据史料记载尚没有共产党组织。长山中学距离国民党长山县政府近在咫尺,长山中学校内有托派分子李班庭、CC分子陆寒波、中统分子徐剑飞等人。当时,尽管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防共”意识丝毫未减,要想大张旗鼓地宣扬共产党政策是不允许的,更别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组建共产党的武装队伍,真实情况十分险恶。许多经历者对此都有相同的认识。
198233日,对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景晓村访谈时说:“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能出头露面,又不能在公开场合大张旗鼓地说什么。尤其是长山中学校,跟长山县政府、县党部又是近邻,若有一点点风声,国民党县党部内的特务分子都很活跃,什么事情难以瞒过特务们。否则,一不注意,共产党的组织就难以保存下来,更谈不到开展什么工作。那时的天下,是人家的,而不是共产党的。张经武不是说了吗:‘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非马耀南任职莫属。’除了他,谁都难以维持那种局面,外来人员更是没有根基。”
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长山中学的抗日活动,吓坏了国民党顽固分子。他们叫喊‘长山中学赤化了’,对学校明施压力,暗遗特务,妄图压垮学校,破坏抗日力量。国民党早已指令:全省中学以上学校一律南迁。耀南校长坚决顶住不迁。”“他(马耀南)对姚仲明、廖容标同志说:‘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来找麻烦,由我顶着,你们就放手干吧。’”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他(马耀南)坚决拒绝了南迁的命令”“驱逐了煽动闹事的国民党及托派分子”。 在对剧本《平原烈马》的意见中也说:“夜校分工,马校长应付外面,对付国民党政府。”“县长来视察,查我们有共产党活动,他都应付过去。”
赵明新在19571月对其访谈时说:“我们的活动开始时县政府没有注意,以后活动多了,国民党的县政府开始注意我们这几个教员了。廖容标同志是红军干部,我和姚仲明是刚刚出狱的。因为耀南在邹平和长山一带有着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给我们掩护了。”
1983710日,在对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参加了起义的张维滋访谈时说:“王建安于1939年9月来三支队,在部队集中于池上村开大会学习时,他明确地说:‘马耀南是德高望重、忠厚可信的知名的领导人。’所以民众都拥护他、信任他、赞扬他,都愿听从他的领导。在那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各种势力都有,若没有他,谁也没数,外来人谁也难以统帅。当时一片混乱形势,外地人在当地无根基,共产党员那时还不能公开露面,只能靠马校长的合法身份掩护开展工作。”
这一切正如樊语乡在1943年发表的《马司令传略》一文中所说:“在当时真是谈何容易!确实费了笔难尽述的挣扎,当时某些分子出面阻挠,称长中为‘赤区’,停发经费,造谣攻击,然而真理永存,这些阴谋终被耀南同志粉碎了。”
六、       地下党员姚仲明是怎样进入长山中学的?
许多资料已证实,当时的长山县没有共产党组织。那么,地下党员姚仲明是如何进入长山中学的?
在姚仲明《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在济南,平津流亡学生会负责人孙传文(孙陶林)同志,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托与他会面,并答应了马耀南的要求。省委随即决定派我前去,并安排我在济南青年会与马耀南会面。”
林一山在其《我的长山之行》《回忆马耀南烈士》等文中写到:“后来,听说马耀南在我走后亲自到济南找“民先”要人。他与孙陶林、姚仲明见了面。姚仲明同志去长山中学。”“在我回济南后的几天内,马耀南同志也到了济南,他通过民先关系与省委取得了联系。他是去要干部的,这证明他在行动上是很积极的。”
在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省委接受耀南同志的请求,于1937年10月中旬派姚仲明同志以马耀南聘请的国文教员的身份去长山中学领导抗日工作。”
姚仲明在对剧本《平原烈马》的意见中是这样说的:“马耀南去济南与孙传文和我接头。这时,孙通知他是民先特别队员,受党委领导。马耀南问起义的事,我说,只争朝夕。”
由以上可知,姚仲明是在中共山东省委接受了马耀南请求“要人”的情况下,受省委委派前去长山中学的,并被马耀南以新聘教员的名义为掩护进入长山中学的。也因此知道马耀南是“民先”的“特别队员”,“受党委领导”。在这里是否可以理解为“党委”就是“中共山东省委”。
七、       廖容标、赵明新又是什么时候进入长山中学的?为什么没和姚仲明一起到长中,而晚于姚仲明一个多月?
19835月、198456月对马进先等人访谈时,马进先说:“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刚出狱的姚仲明同志被派来长山中学任国文老师,加强这里的领导工作。虽然如此,但最主要的还是不能满足军事的急需人才,故十一月又派来红军干部廖之秀(容标)同志任体育教师,同时还有赵明新同志。”
林一山《我的长山之行》:“后来省委又派去了从延安来的红军团长廖容标、鲁北党负责人赵明新。”
在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写到:“11月山东省委又派来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共产党员赵明新同志,在长山中学建立了党的小组(姚仲明同志任组长)。”
赵明新在19571月对其访谈时说:“11月中旬,我也被派去。”
1972810日,对五军老战士高立业的访谈时说:“我们都跟随马耀南校长参加了抗日活动,宣传组织群众,后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从1937年夏天开始,马耀南校长派长中师生及民先组织作为骨干力量,联合当地各阶层进步青年组织武装。”“马校长在长中开办几期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亲自带领师生进山区熟悉地形,搞野炊,指导绘地图,防空演习。”
综合多篇文章可知,最初中共山东省委只是派姚仲明一人来长山中学协助马耀南开展抗日工作。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来指导军事方面的训练等工作,在此情况下,马耀南再次向中共山东省委要人,才有了廖容标、赵明新在1937年11月中旬先后来到长山中学,并组成了三人地下党小组。
八、马耀南是否知道自己在和组织抗日武装
由于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林一山及后来的几名地下党员,没有向马耀南透露其共产党员的身份,表面都是以“民先”的名义进行工作。那么,马耀南是否知道林一山及其它几名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换句话说,马耀南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和“谁”一起组织抗日武装?
“民先”,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党组织对外开展工作,有利于发展革命的后备力量,“民先”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那么,马耀南对此是否了解?早在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之初,为了便于有计划、分区域、分步骤在各地开展好抗日工作,他就已经从各方招贤纳士。原长山中学学生、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樊语乡就是其中的一位。樊语乡是马耀南在校内开展抗日工作的得力助手,他是“民先”队员。
在林一山《我的长山之行》《回忆马耀南烈士》及1989117日的访谈时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他已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所以我就把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系统讲了很多,······我所讲的这些理论,主要来自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中毛泽东主席所作的报告,结合我对“七·七”抗战时平津前线战争情况的分析。”“我就征求他的意见,想不想在百忙中读几本书?他很同意,我就向他介绍了象《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和倍倍尔所著的《夫人与社会》等进步著作。”  “我又介绍他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倍倍尔的《富人与社会》等进步书籍。他看过后,说这些书写得很好。”“又通过介绍给他读了几本马列、毛泽东的书。”——马耀南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读了这样的书,进行了这样的谈论,以大于林一山9年的丰富政治生活阅历,还看不出林一山所持有的观点、代表的组织?
林一山在文中写到:“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去胶东,在长山住了20几天,我就想走。马耀南听说我要走,坚决不同意。他说:‘咳,你这个人。咱们是干什么的?谁还不知道谁!我也干过秘密工作,你的身份我看出来了。’”
林一山在1989年1月他的家中接受采访时又说:“我在马校长那里住了20多天,由于另有任务,不能久留。马耀南一再挽留,他说:‘你不要瞒我,咱们都是干秘密工作的,我知道。’这时,由于工作需要,我不能明确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那时他是‘民先’,只能心照不宣。”——林一山的意思已经很明确,用“民先”以不能敷衍马耀南,这只是个面上的称呼而已,这时的“心照不宣”就是最真实地状态。
林一山在《回忆马耀南烈士》一文中写到:“根据后来我同姚仲明同志谈话中,了解一些他们这一时期的工作概况。”在1989年其家中采访时也说到:“姚去教国文,廖教体育,后廖出了许多笑话。当马耀南知道廖容标是红军团长后,很是尊敬。”马耀南与廖容标在一起组织抗日武装,都知道他是红军团长了,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或者说,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人?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当廖容标、赵明新到达长山中学后,他内心里认定我们三人都是共产党人”,“鉴于此,我们同他商定:四个人一起进行业务学习,先研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尔后由廖容标介绍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讲解游击战术。”
这些都足以说明,马耀南当时是知道在和“谁”组织抗日武装,几名地下党员就是不表明共产党员的身份,马耀南也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组织派来的。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彼此间心照不宣,但都心知肚明,是符合实际的。今天,我们再讲述这段历史时,再遮遮掩掩,说成马耀南连和谁在组织抗日武装都不知道,未免太幼稚了,也说不过这个道理去。
九、马耀南为什么迟迟不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而要等到国民党军撤退时?
在当时组织抗日武装是合法的,不只是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也是响应国民党当局的抗日号召, “蒋委员长”曾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有守土抗战之责”,不受国民党政府限制的,并且各地以抗日的名义组织的起义数不胜数。当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得知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后,派人捎信给马耀南,等他拉起抗日队伍要给他派一个叫李耀亭的人来当司令。但马耀南却要小心谨慎,迟迟按兵不动,等到国民党军撤退时才宣布抗日武装起义,个中缘由不言自明,他赞同的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的是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名义“合作”实际时时处处防范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国民党长山县当局更是时时警惕严加防范,不允许在长山县有共产党组织存在。校内校外还有许多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所以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的抗日起义行动要时时小心提防。马耀南知道,只要接受国民党的邀请,起义部队的所有经费、武器装备、弹药、军饷、服装等一切都解决了,不需要自己操心这繁重的后勤保障,又有名又有利。他当时还可以有理由有“更好地”选择,顾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以一校之长的身份,顺应时势,遵照山东省教育厅的通知随校南迁,即可保证自身的安全、又可保证家人的安宁。但他不为利所诱不为名所惑,坚守着自己的政治信念。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干扰和破坏抗日起义的计划,才巧妙的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十、参加起义有多少人?是有人所说的就六十几人?
在廖容标的《黑铁山起义》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立即召开长山中学在校师生开紧急动员大会”,“大会结束后,根据师生年龄、体力及家庭等方面的情况,我们确定······”,“经过挑选,六十多名师生自愿跟随学校行动。”“就在这长山城东南方的黑铁山山麓,一支只有三支步枪,八把大刀的抗日游击队建立起来了。”
在廖容标的《黑铁山上竖红旗》一文中是这样说的:“这时,长山陷落了。我们领着全校留下来的一百多名师生,怀着丧家辱国的仇恨,离开县城,转移到黑铁山。”
周次温在《黑铁山上红旗飘》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原县大队改为一、二中队(不到二百人),长中学生为三中队(四五十人)。”
从以上所说,当时从长山中学转移黑铁山的人数无法得出一个准确地数字,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同一人先后说法也不一样。
另外,在廖容标的《黑铁山起义》一文中这样写到:“不久我们便以办‘民众夜校’作掩护,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很快训练出六十多名骨干。他们回到长山、桓台、邹平等县的各个村子以后,抗日的火种开始在广大群众中点燃起来了。”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两周的游击训练班顺利地办完了,暗中约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守则,学员们在摩拳擦掌中各归本土。
赵明新在19571月对其访谈时说:“在学校里面办了一个训练班,有农村小学教员,这个训练班叫“抗日游击训练班”
1983710日,在对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参加了起义的张维滋访谈时说:“敌机炸长山城后,长中部分师生先拉到长山九区卫固村一带。”
由此可知,1937年12月24日长山县城遭日机轰炸后,从长山中学转移长山九区黑铁山一带的人员,并非长山中学参与起义的全部师生,只是其中“部分师生”。前期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的骨干,因分散各地,并没有同时转移到长山九区的黑铁山。如只算到场的人员为起义人员,其它前期参与了起义准备的人员不算,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
长山中学起义师生选择的行动时机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据知,1937年12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第二军攻占国民党第三路军的总部、山东省会济南,其它各地日军协同作战,同时,韩复榘为了私利定下了退逃计划。1937年12月23日,日军进攻济南的战斗打响,日军分几路同时攻占山东各地,韩复榘率部全线后撤。12月24日长山县城遭日机轰炸,长山中学起义师生行动起来转移长山九区,巧合的是中共胶东特委在同一天举行了天福山起义。
十一、除转移到黑铁山一带的人员外,其它参加过抗日游击训练班的各地人员、因事未到黑铁山的其余长中师生,以及马晓云、马天民、马函三和马进先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还有邹平乡农学校的准备参加抗日起义的部分学生,这些是否都应算作抗日起义人员?
本文前面已经讲过,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从“七七”事变后,就全力以赴的展开了。首先,他携手自己的两个胞弟马晓云、马天民,各自分头发动组织人员。马耀南组织的人员以长山中学进步师生(包括在校的或已毕业的)、各区乡村小学教师、邹平乡农学校的部分学生,以及各区现有民团组织为主;马晓云组织的人员以长山县南部各区,以及淄川县北部各地人员为主;马天民组织的人员以长山各区以及邹平县的部分人员为主。
这些在有关人员的文章中、访谈中对此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讲述、
林一山的《我的长山之行》一文中:“几天后,他告诉我,他掌握了近2000条枪,这我是相信的。因为他是社会名流,又是中学校长,他的学生遍布附近好几个县。这一带有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区,梁漱溟办的乡农学校都有枪支,而相当一部分乡农学校是听马耀南的话的。后来,马耀南还带我下乡去看过枪支。”
在林一山《回忆马耀南烈士》一文中:“他表示有可能拿到手的武器一千支枪,这些枪支都是乡农学校的,附近各县的乡农学校校长不少是他的学生或者受他的影响较深的。”
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耀南有联络各阶层抗日人士的能力,正是因为他能真心地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去办事,能平等待人,尊重信任热心抗日的各阶层人员,所以,六区区长韩子衡同志及八区区长、一区、还有二区,就有二百多人的武装,都愿听从马耀南校长的领导。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自从1937年9月份,马涵三和我与马校长取得联系后,我们组织并带领长山八区人民和区队武装,在马校长的指挥下开展活动,耀南、天民等同志来八区活动次数较多,队伍发展很快。”
198335日,在对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参加了起义的张维滋访谈时说:“孙玉书、朱庆云、李兰村、槐焕文、韩静波、李子久等人,都是37年前马天民的好朋友。“七七”事变前,他们常到一起谈论时局,也有许多进步的知识青年常去马天民店内做客,多数人都敬佩他的为人和工作能力。马天民很有主见,思想敏捷,尤其他有高尚的品德,为人大方乐观。他常去长中图书馆借书看,长中的师生们和他都很熟悉。他最大特点,很幽默,性格开朗爽快,我们这些同学都愿和他交朋友。”
“如李子久、槐焕文、朱庆云、孙玉书、王仲衡等都对马天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有些年青人以他为偶像。周家庄王克仁弟兄三个,还有高立业都和马天民很好,都是长中学生。长山八区的马函三、马进先兄弟三人、刘云卿、杨延祥、尹德村、毕茂林等人都与马天民关系较好,这些知识青年热血男儿,都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杨信是东芽庄人,“七七”事变前是长山城小商,王文成也是城东关小商,他们的货源都是从马天民那店进的,他们很熟,也都跟着参加了马天民的部队,在一支队当过兵。”
“马天民从1937年夏天,就经常一个人骑自行车,顶烈日,冬天冒寒风,奔波长山各区、乡联系动员,说服亲朋和热血男儿参加抗日活动。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组织了四五个中队的人枪,起来打鬼子。后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他那一帮人员都很愿意听从他的,他有一帮骨干。马天民这个人很随和,讲民主,领导方法讲艺术,又很讲原则,又不怕吃苦受累,四处跑着向人们讲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因此,他很快就组建成了一支队,他任支队长。”
一个事件不能孤立的看待,应从全局整体上看待,才更客观、正确。正如景晓村在1991125日《关于马耀南参加黑铁山起义的谈话》中所说:“参加不参加起义,不是以宣布起义的那一天是否在场而定。如徂徕山起义,只是省委机关参加了起义宣誓,不能说各路来的武装不算。”
十二黑铁山起义后,首先打出的是抗日游击队的称号,没有一下打出中共山东省委确定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番号
抗日武装起义后,是否即可打出了既定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号?
在邹平县长山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山镇志》中:“12月27日,马耀南、姚仲明、廖容标,带领部分长中师生在黑铁山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长山县抗日游击队。”
廖容标的《黑铁山下的抗日烽火》中写到:“在黑铁山正式成立了游击队,大家推我为队长,队伍就住在山下的卫固、太平庄一带。”
在其《黑铁山起义》中也写到:“就在这长山城东南方的黑铁山山麓,一支只有三支步枪,八把大刀的抗日游击队建立起来了。”
周次温的《黑铁山上红旗飘》一文中:“我在卫固住了两天,廖容标、姚仲明等率领长中的学生也随即赶来。当晚,开会酝酿争取长山县大队、成立长山抗日游击大队的事情。”“12月27日,我们到了铁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太平庄。在那里宣布成立长山抗日游击大队。”
赵明新在19571月对其访谈时说:“部队有三四百人了,我们就研究打什么样的抗日旗号。省委指示我们叫“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当时我们觉得人太少,叫军不太像话。我们研究说:“先叫第一旅吧!”马耀南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廖容标任副司令,我当政治部主任。”
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我虽说没到那边去,但记得当时五军的称号并没有向同志们宣布,那时就是称‘山东人民抗日游击中队’。”
以上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说抗日队伍起义后,即刻打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号,而是先打出了“抗日游击队”的称号。因为不单只是“人少”,应是因为还有众多的参与抗日武装起义的人员尚未统一组建起来,编制无法落实。
十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帜是什么时候正式打出来的?
    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耀南和明新同志在这边。这边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人员较多。我记得当时五军的称号并没有向同志们公布,就是称游击中队。是1938年2月份才决定称五军。部队驻在东峪村研究的使用新番号。耀南派我去找周村辛街路南“文华斋”一位姓周的师傅,周师傅是陈家桥子村。请他刻的关防。关防长方形,二寸宽,三寸长。文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部”。那时因为时局很乱,周师傅从周村搬到我村于张庄来,住在我家东屋里。他爱人是这里人,我找他很方便。”
   “我还在西董村找人做的红旗子,曾在西董庄挂过,王若杰同志在场,我印象很深刻。那是第一次挂大红旗。司令部的旗子整两块红布,写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部”,旗上绣的“青天白日”,没有斧头镰刀。而后,部队袖章白底子蓝边,上边是“八路”两字。给养是批条子向各村要。”
1989119日,对王若杰的访谈时说:“1938年春天,(我)从铁路南的四支队调到三支队(就是第五军)。部队后方驻在长(山)八区董家庄,部队都在长白山上与翟毓蔚打仗。”
1989118日,对李曼村的访谈时说:“我是在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加入的”,“ 我是1938年3月编入五军的,是二十一中队的中队长。”
195851日,在对原五军老战士李子久访谈时说:“37年底发动武装起义拉起游击队,转过年于1938年春天,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成立,马天民任一支队队长(当时也称司令)。他有四个中队,还有两个特务中队。”
孟昭进的《青年志士 抗日先锋》一文中提到,1938年两军联合攻打邹平县城的情景:“2月28日,马耀南司令带部队包围邹平东关和东北方面,我带部队到城西北占据苇家、前城、后城及黛溪河西岸。午时,信号一起,同时由东北和西北方面发起进攻,汉奸队抵抗一阵,一看火力很猛,又听说有马耀南部队,赶紧撤退,向周村方面逃跑。”
以上几文可相互印证,证实如马进先所说:19382月份才决定称五军。部队驻在东峪村研究的使用新番号。
十四、正式成立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谁任司令员?
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明确写道:“长中党组织当即决定去黑铁山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抗日斗争,并由马耀南和廖容标担任正副司令。”
在廖容标的《黑铁山起义》一文中(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步,宣布武装起义,马耀南和我为正、副司令员,开展抗日斗争。”
赵明新在19571月对其访谈时说:“省委指示我们叫‘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当时我们觉得人太少,叫军不太像话。我们研究说:‘先叫第一旅吧!’马耀南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廖容标任副司令,我当政治部主任。”
周次温的《黑铁山上红旗飘》一文中:“后来,这支队伍改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由马耀南、廖容标分别任正、副司令,姚仲明任政委。”
1989119日,对王若杰的访谈时说:“当时五军的政委是姚仲明,司令员是马耀南,政治部主任是赵明新,我是组织处长,等后来五军改编成了三支队变成组织科,我还干科长。”
林青在《怀念马耀南司令》中写到:“我是黑铁山起义后第三天参加抗日队伍的。那是1937年的12月30日。”“马耀南同志同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等同志率领师生百余人在黑铁山以西的母猪湾树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独立团”的大旗,由马耀南任司令员、廖容标任副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这就是著名的黑铁山起义。”
198233日,在对景晓村访谈时说:“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让当地人,在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尤其是德高望重的正派人来任正职,因为他们在当地有威望,有号召力。马耀南组织领导抗日是最佳领导人,也是经过省委研究后决定任命的。”
199131日,在对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时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的郭洪涛说:“黑铁山起义,马耀南是主要成员。部队整编要任命干部,我记得让马耀南还当司令,因为他过去是司令员。我的印象是升调廖容标为四支队司令,因为廖过去是副司令。”“马耀南是一面旗帜,在地方上影响很大,不能忽视他的功绩。黑铁山起义马耀南是重要成员,他最有号召力,所以整编时还叫他当司令。”
1990109日,在对时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兼清河特委书记的霍士廉访谈时说:“马耀南是司令,党员是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我去把五军改编为三支队。三支队时,我是政委。”
1991530日,再次对其访谈时说:“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这支部队刚组织起来时,不叫司令、政委。以后马耀南叫司令。马耀南是长山中学校长,在当地很有威望。这支部队是在马耀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他是这支部队的头。中心是马耀南,姚仲明、廖容标是组织派去的,没有马耀南组织不起这支部队。”“我在哪个文章上看到说马耀南是参谋长,马耀南没对我说过他是参谋长。廖容标不是司令。”
这些足以证明,马耀南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司令员。由此也知道了,“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这支部队刚组织起来时(称游击队),不叫司令、政委。(在)以后马耀南(正式打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时)叫司令”。
十五、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发展壮大,是因为马耀南正确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黑铁山起义”从组织发动之初,就与徂徕山起义、天福山起义有所不同。同受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天福山起义主要依靠的是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界层,党员多,群众少。而“黑铁山起义”不同,它是党员少,群众多。不光有长山中学的进步师生,还包括各阶层的众多进步人士,以及如长山八区马函三领导的区中队,长山六区韩子衡领导的区中队,潘建军领导的、反正的长山县维持会等旧式武装组织。正是马耀南正确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把这些进步人士、进步团体组织起来,使当地的抗日氛围空前的高涨,取得了积极地作用广泛的影响力,抗日起义部队得到了各阶层的大力支持,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1989119日,对王若杰的访谈时说:“黑铁山起义是1937年12月27日,那时人很少,只有几十人,等打下长山城后部队就发展了,每天都有来参加部队的人,这时已有了上千人。”“1938年春天,(我)从铁路南的四支队调到三支队(就是第五军)。部队后方驻在长(山)八区董家庄,部队都在长白山上与翟毓蔚打仗。后来,我与马耀南、赵明新、马晓云见了面,”——这几句话,结合本文前面讲到的有关情况反映出的信息是这样:王若杰,于1938年春来到“五军”,见到了马耀南、赵明新、马晓云,因为姚仲明、廖容标已转移南部山区,没有见到他们。此时,起义部队已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
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耀南和明新同志在这边。这边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人员较多。
1989118日,对李曼村的访谈时说:“1938年2月份,廖(容标)司令和姚(仲明)政委带一部分部队南下淄博一带,马(耀南)司令和政治部主任赵明新留在路北。”“我是1938年3月编入五军的,是二十一中队的中队长。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四个中队。一支队司令是马天民,七支队司令是马晓云,还有二、三、四、五支队。我们县的二十一和二十三中队原准备编为六支队,但因部队少未能成立支队部,直属五军司令部。”
林青在《怀念马耀南司令》中写到:“由于更广泛的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这支部队在长白山地区(现邹平西董一带)迅速壮大。”“部队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给周村、邹平、长山的敌人以很大威胁。他们派遣特务进行造谣破坏,并向我们发动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马司令派人捕捉了汉奸、“青帮”头子刁在林,并处以极刑,将其脑袋悬挂在邹平东关示众,并张贴布告宣布刁的罪行。这次警告使邹平城里的汉奸胆战心惊,城门关了3天。”“1938年春,趁日寇调集部队进攻徐州之际,第一次光复了邹平城。”孟昭进的《青年志士 抗日先锋》一文中提到,1938年两军(马、孟两军)联合攻打邹平县城的时间是2月28日。
199131日,在对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时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的郭洪涛说:“马耀南是一面旗帜,在地方上影响很大,不能忽视他的功绩。”
1989127日,在对时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兼清河特委书记的霍士廉访谈时说:“三支队大部分是他(马耀南)发展起来的。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当时群众还不很认识共产党,谁也不知道共产党,所以很多人参加起义、参加部队都是看马耀南来的。如果没有马耀南,是发动不了这么多人的。”“没有他们我就搞不起队伍来,当然他们没有我也不行,只有我们合作才行。”
1990109日,对霍士廉的访谈时说:“当时部队很复杂。没有他,部队是维持不了的。”“他很有威信,好多人是跟着他,望名而来的,如果他不当司令,好多人就要散了。”
1991530日,再次对霍士廉的访谈时说:“这支部队是在马耀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他是这支部队的头。中心是马耀南,姚仲明、廖容标是组织派去的,没有马耀南组织不起这支部队。”“马耀南这人道德品质很好。还有马晓云、马天民,他们三兄弟抗战都是坚决的。”“山东当时几支部队整编时,三支队人数最多,党员最少。”
    199131日,在对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霍士廉说:“你们的剧本写得不错,有些重要问题你们还不明确。最重要的问题是五军的发展、巩固,马耀南是起决定作用的。五军的发展和巩固,马耀南是头功。部队发展到几千人,他们都是投马耀南来的。
    那时,大多数人不认识共产党,我当政委期间,很多工作都是通过马耀南去做的,因为这时部队并不巩固。
你们剧本最不够的地方,是写马耀南对这部队的作用写得不够。”
这些都足以说明,正是马耀南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使抗日起义部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十六、对姚仲明在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提到的:我去长山中学三项任务:一是争取马耀南,二是阻止长中南下,三是组织武装起义。的不同意见
争取马耀南一说,只有姚仲明主动找马耀南才能叫“争取”,而事实恰恰相反,是马耀南在林一山走后,久等不见来人情况下,主动到济南向中共山东省委要来姚仲明的,并以新聘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进入长山中学,何谈“争取”。正因为地下党员的到来,才在长山中学内引发了一次次与国民党当局的冲突与斗争。是马耀南利用自己的校长身份全力掩护了姚仲明及其他几名地下共产党员。这样的事实能叫“争取”?换句话说,我冒着生命危险全力保护着你,让你来“争取”我。有这样的事吗?
假如说是“争取”,姚仲明当时用了什么方法,改变了马耀南什么,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在他的文章中从无提及,很难叫人想象。
与此相反,在他的文章中多处提到的是马耀南如何为几名地下党员,进行了掩护,进行了保护,如何同他们一起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如何为抗日部队解决实际困难的。许多文章中体现出了马耀南是怎样着眼大局,怎样努力确保抗日起义任务的顺利进行。
199131日,在对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姚仲明说:“他是校长,他有权,他不同意,我们行不通。如:建议数理化课不上,上游击战术课,只有他下命令;上街头去宣传,我作为教员也不行。就是我让搞,县教育局来了,我抵挡不住。”“县长来视察,查我们有共产党活动,他都应付过去。”“抗日游击训练班开始、结业,马校长都去作报告。”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马耀南“信任党组织,胸襟坦白”“放眼抗日,顾全大局。抗战救国是他多年来的追求,任何干扰都不能动摇其意志。实现远大理想,必须跟共产党走,是他多年探索得来的结论,任何捣乱都是扭转不了的。”“当廖容标和我带领一部分队伍在胶济路南活动时,路南部队的生活条件不如路北,他几乎每次写信都提到如何支援路南部队的生活问题。”
赵明新在19571月对其访谈时说:“我们决定行动起来。但把起义人员拉到哪里,意见并不一样。耀南主张去长山八区,因为那里有山;我们的意见是到九区,因为那里有群众。”“不到一个礼拜,耀南就到长山九区和我们汇合了。他从家带来了三五百块钱,那时候三五百块钱是很不少的。还拿来三支手枪,给我和廖容标各一支。”
对于这个问题,在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李曼村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明确表示:是“中共山东省委接受了马耀南的请求”,共同组织抗日武装的。这时候,马耀南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的任务都已明确,再谈“争取”毫无意义,也脱离了实际情况。
阻止长中南下一说,据众多资料记载山东省教育厅在1937年秋季开学之初,就已命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南迁。姚仲明是10中旬到的长山中学,此时,全省范围内已全面展开中等以上学校南迁行动。这些在姚仲明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在回济南的火车上全是准备内迁的学生”。再说,姚仲明以一个初到长山中学应聘的年轻教员的身份,人生地不熟,怎样在教职员工众多、成分复杂的长山中学,用什么办法“阻止长中南下”?姚仲明对此没有任何说明。反倒是,姚仲明在其文章中明确表明,阻止南迁是依靠马耀南来完成的。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对此是这样写的:“学校南迁问题,对马耀南校长也步步紧逼而来。按照国民党的逃跑政策,山东省教育厅早已命令所有中学一律南迁。他坚决拒绝了南迁的命令。他的决心很大,并以中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实行全面抗战’为依据,驳斥了国民党的自相矛盾,驱逐了煽动闹事的国民党及托派分子。”“这是马耀南同志在武装抗日的准备阶段走出的一步有重大意义的高棋!”——此事已无需多论述,不言自明。
组织武装起义一说:本文中对此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综合本文所述,姚仲明来长山中学是协助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以他为首的党小组发挥的是党的领导作用,片面突出党小组长的作用与历史事实不符,党小组长不是万能的。
十七、对关于贬低马耀南历史功绩和歪曲历史事实言论的意见
讲到“黑铁山起义”这段历史,现在就不得不提到有关贬低歪曲马耀南的言论。如:姚仲明讲述、商秀坤、邹积善整理的《红旗插上黑铁山》一文中:“‘一马三司令’其实他们兄弟三人都不是司令”(《邹平文艺》杂志1980年笫1期笫6至13页);姚仲明的《黑铁山上红旗飘扬》一文中:“马校长也来到了黑铁山,他自愿担任起参谋长的职务”(《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笫1版,334至358页。)
“‘一马三司令其实他们兄弟三人都不是司令一说的意见。“一马三司令”一说,已经传颂了近80年了,无论报刊杂志、文史资料,还是民间口口相传,对马氏三兄弟都是用这样的称呼。马氏三兄弟生前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他们曾经的部下,无论在文中还是口述,也都是沿用这样的称呼,无一人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为此有关文史部门还专门写了论述。唯独姚仲明一人否认“一马三司令”一说,说“其实他们兄弟三人都不是司令”。现在的疑问,已不是马氏三兄弟是不是“司令”的说法,而是姚仲明为什么要否认这种说法?
对马耀南任参谋长一说的意见。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杂志《邹平文艺》1980年第一期姚仲明讲述、商秀坤、邹积善整理的《红旗插上黑铁山》一文中,文中是这样说的:“马耀南同志开始也不是司令,是参谋长”。在姚仲明的《黑铁山上红旗飘扬》一文中这样写到:“马校长也来到了黑铁山,他自愿担任起参谋长的职务”。我们对此不禁要问:参谋长还有自愿担任吗?在抗日起义部队里是想担任什么职务就可以担任什么职务吗?一个组织就如此重大问题的决定竟如此轻率吗?事实果真如此吗?
结合本文前面所述,看到所有经历过此时期的老同志无一人讲过马耀南曾担任过“参谋长”一职,反倒是异口同声称马耀南为“五军”的司令员。马耀南担任“参谋长”一说只出自姚仲明之口,就连廖容标也未曾说过马耀南曾任过“参谋长”一职,最多是在廖容标去世后,于1981年2月出版的由廖容标讲述、叶道理整理、廖容标夫人汪瑜撰写后记的《铁山烽火》一书中,把马耀南的职务由司令员降为了副司令员。
更为可笑的是,在《红旗插上黑铁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前后,我们拥有五六千人,······山东省委宣布这支队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第三支队’,廖容标任司令员,我任政委,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马耀南任参谋长。也就在这个时候,省委命令廖容标带两个团去省委,司令员的职务由杨国夫接替,我另有任务,政委的职务由霍士廉接替。”要说对“五军”的职务任命有争执,还有的一说,因为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只给了起义的番号,没有具体职务任命。但到“三支队”时,职务是由中共山东省委任命的,是有史料可查的。“三支队”从命名之初,就是马耀南的司令员,副司令员杨国夫。廖容标、姚仲明根本就没有在“三支队”任过职务,建“三支队”时,他们早已调往“四支队”。廖容标接替因病去世的原“四支队”司令洪涛,任司令,姚仲明此时由原来的支队政委降为团政委,任“四支队”四团政委。其美其名曰“我另有任务”。
许多老同志对马耀南任“参谋长”的说法“很不理解”,为此专门写信、写证明材料给有关党史部门反映马耀南没有任过“参谋长”。如: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维滋;南京军区原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李平凡;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李丕功;原昆明军区后勤部长,王文成;国家建材总局人工晶体研究所原所长,王焜。
为什么姚仲明说马耀南任“参谋长” ?为此,马耀南的女儿马醒华曾当面问过姚仲明。在马醒华写的《对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碑文的意见》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曾当面问姚老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没有这么说,是别人记录的问题。我说,既然如此,请姚老予以纠正。然而,此说法始终没有得到纠正。”
原国防大学副政委李曼村也就此事当面问过姚仲明,在李平凡、李丕功向山东省委党史委写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李曼村同志说,他曾亲自问过姚仲明同志。李问:‘马耀南同志当五军参谋长问题,怎么五军的一些老同志都不知道?’姚答:‘当时我想让他当参谋长。’李又问:‘对马耀南同志谈过没有?’姚答:‘没有。’李又问:‘向大家宣布过没有?’姚答:‘也没有。’由此可见,马耀南同志当五军参谋长,是姚仲明同志当时的想法,还不是事实。”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李维民,在《马耀南烈士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一文中这样写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一股贬低和歪曲马耀南烈士的歪风。例如,否认马耀南是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不承认马耀南是山东抗日救国军笫五军的主要领导人。”文中引用领导全国党史征集工作的冯文彬的话说:“有一种情况要注意,就是在写回忆录中,过分突出自已。有个别的人甚至是‘张冠己戴’,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文中继续写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强调党的领导为名,突出个人的作用。马耀南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拥护和执行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并且直接去山东省委要求派干部来,这些都体现了党的领导。长山中学的党小组,既负有协助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任务,又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片面地突出党小组长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黑铁山起义”,是马耀南作为“民先”的特别队员,受“党委”领导的特殊身份,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依靠长中进步师生、各阶层进步人士,以长山中学为抗日基地,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马耀南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廖容标任副司令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6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治委员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1938年12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领导班子不变。
马耀南司令员,领导抗日部队在最艰苦的岁月,依靠自我发展,在没有主力部队配合作战,所有物资依靠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斗志,忘我的牺牲精神,坚决执行了最初中共山东省委确定的鲁北敌后抗战的战略部署,坚持了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在鲁中一带、鲁北广大地区开创了良好地抗日局面,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为后来创建渤海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地基础。
这支抗日部队在不断自我发展,巩固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为鲁中抗日根据地、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兄弟部队的建设和发展,都不同程度的做出了贡献。它为山东抗日战争、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相关词搜索:黑铁山

上一篇:日本签署投降书
下一篇:最后一页

分享到: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