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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耀南伟大的一生
2015-05-07 11:35:30   来源:高元盛   评论:0 点击:

马耀南(1902──1939),汉族,山东省长山县第三区(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北旺庄人。马耀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积极参加了

马耀南(1902──1939),汉族,山东省长山县第三区(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北旺庄人。马耀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积极参加了“五四” 运动。青年时代,他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积极参加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组织的革命团体“励新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追随王尽美、邓恩铭踊跃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被共产党“吸引到国民党中”的革命青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后,他公开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坚决拥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成为蒋介石国民党的叛逆。“七七”事变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参与、协助下,组织、发动、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被称为当时人民起义的抗战领袖。他作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驰骋疆场,身先士卒,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完成了一个反帝爱国革命志士向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转变。他为人民、为祖国、为民族弃家舍业,出生入死,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伟哉!壮哉!可敬之至! 马耀南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光辉的革命业绩被广泛传诵着,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一 马耀南的家世

     源于山东省博山县(今淄博市博山区)凤凰山的孝妇河潺潺北流,穿过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蜿蜒曲折转向西北,进入长山县(今邹平县)境。在孝妇河西畔胶济铁路北侧有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庄,这就是马耀南的出生地——长山县三区(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北旺庄。 马耀南的祖籍是长山县八区(今邹平县西董镇)沟西庄。沟西庄地处长山县西南部的白云山麓。过去,这一带山路崎岖,土地瘠薄,无水浇条件,平原不旱它小旱,平原小旱它大旱,平原大旱它绝产。乾隆之后,清王朝走上衰败道路。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加剧,封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对农民进行更加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广大人民的生活日趋恶化,国势日趋衰败。至道光(公元1821年至1850年)时,如林则徐所说:“国日衰,民日弱。”少地、无地的农民难以聊生,流离失所。 原居长山县八区沟西村的马耀南的先祖家贫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受生活所迫,用一担箩筐,一头挑着襁褓中的幼子,一头挑着全部家当——一堆破烂衣物,带着拖一条要饭棍的妻子,离乡背井,乞讨流浪,最后在北旺庄落下了脚,寄居在村头的破庙里。

      这个挑箩筐的人,就是马氏家族在北旺庄的第一代人,即北旺庄马氏后人的先祖。他打短工,扛长工,年轻时被喊做“小马”,年老时被喊做“老马”;其妻携幼子要饭讨食,年轻时被喊做“小马媳妇”,年老时被喊做“老马婆子”。夫妇俩穷苦终生,卒年不详。丈夫死后,无人知晓他的名子;妻子死后,无人知晓她的姓氏。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四月,马氏后人在北旺庄祖莹为他们立碑时,只在碑上刻了“马公之墓”四个大字,而无法刻上“马公”的名讳及其糟糠之妻的姓氏。何其可悲可叹!马公单传一子,就是幼时被放在箩筐里挑着的那个孩子。名大京,字次山。他是马氏家祖在北旺庄的第二代人,系马耀南的高祖。年稍长,像父辈一样,打短工,扛长工,靠出牛马力糊口。后来娶一杨姓穷苦人家的女儿为妻。夫妇二人拼命苦干,省吃俭用。待到中年时,家境稍有好转,做起了出豆腐换豆腐的生意,后来好不容易攒了点血汗钱,置了点地,盖了几间简陋的草房。马大京夫妇有三个儿子,家中地少人多,极为贫寒,只有次子马光鲁勉强娶妻成家,另两个儿子打了光棍。马光鲁就是马耀南的曾祖父。

    马光鲁去世早,抛下了年轻的妻子,还撇下一个6岁的儿子。这个男孩成了马家的独苗苗。他就是马氏家族在北旺庄唯一的第四代人——马耀南的祖父马希斌。马光鲁的妻子为了不使马家断了香火,孀居度日,泣涕涟涟,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马希斌拉扯大。马希斌年少时,和他的父辈、祖辈一样,尝遍人间苦涩,最终砺炼成为一个勤劳善良而又颇有心计的农民。他粗通文墨,为人厚道公正,重仁义诚信,经常为乡里乡亲调处纠纷,帮助村民办理婚、丧之事。在村中很有人缘和声望,曾被推举为村长。马希斌娶桓台县二区(今桓台县周家镇)李王村薛氏女为妻。夫妻二人仍操先辈旧业,起早睡晚出豆腐换豆腐。他们吃苦耐劳,节俭度日,渐渐有了些积蓄,增置了些田地,逐步走向富裕。马希斌青壮年时期,正值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同时处于周村一带丝织和棉织业发展兴盛之际。马氏家族所居住的北旺庄,地处周村之东十来里,村内有东至青岛西至济南的公路穿过,村南百来米处有胶济铁路贯通东西。精明的马希斌审时度势,购置了织绸、织布机,开起了织绸作坊和织布作坊。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他的绸、布作坊生意兴隆。这成为北旺庄马氏家族发家致富的重要转机。经过马希斌几年的辛勤努力,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家庭很快富裕起来了。土地越置越多,织绸作坊和织布作坊规模越来越大。马希斌夫妇生有三儿三女:长子马懋俊;次子马懋伟,字仲吾;三子马懋仪。他们是马氏家族在北旺庄的第五代男丁。长子、次子都入私塾读过书,三子早夭。次子马懋伟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在私塾认真读书,十七、八岁时,已经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文人。遵照父亲马希斌的安排,其兄马懋俊协助父亲操持家中农、工之事,他承担了写算之事,并在家中东宅内开办了私塾,教乡邻子弟读书。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马懋伟娶了本村富户安茂生先生之女安氏为妻。马懋伟和安氏结婚第三年的农历六月十二日(公元1902年7月16日),马家西宅西排第一进院子的南屋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们的儿子出生了。马懋伟为儿子起名为方晟,字耀南,取光明、兴盛之义。4年后,添次子,名方杲,字晓云。又4年后,添第三子,名方普,字天民。马耀南的祖父马希斌40多岁时,见两个儿子既有文化又喜爱钻研生意经,便将织绸作坊和织布作坊交给他们掌管。兄弟俩竭尽全力苦心经营,生意越来越红火,赢利越来越大。几年间,又投入一批资本,新购进十几台新式织机。当时周村的普通作坊,一般每家只有三、四台织机。马氏家族的绸、布作坊,已属规模较大的了。同时,还另建房屋开了酿酒作坊和榨油作坊。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由马耀南的父亲在长山城开设了“恒盛栈”,后来又开设了“恒盛酒店”。前者批发零售糕点、烟、酒、糖、茶、油、盐、酱、醋及其他日用杂货,后者酿酒。生意不错。当长山城里的买卖日趋红火时,马耀南遵祖父之命,与长山县四区(今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房镇村富户王成章先生之女喜结连理。马耀南与夫人王氏膝下一女一男:女,马醒华;男,马立修。后,马晓云与长山县三区(今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高塘村石光女士结百年之好。育二男一女:长子,马立言;次子,马立明;女,马桂华。 稍后,马天民与长山县一区(今邹平县长山镇)南关村朱明女士结为伉俪。育一男二女:子,马立功;长女,马丽华;次女,马荣华。在“马公”流落北旺庄百年之后,马氏家族家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代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村中最贫穷的人家;第四、五代人,地多宅大,是村中数一数二的富户。 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氏家族发展到鼎盛时期。用“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人丁兴旺”来形容当时的马家,再恰当不过了。“七七”事变前两年,即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马氏家族拥有土地130多亩,家宅占地10余亩,分东、西两个大院,房屋100多间。外设织绸作坊、织布作坊、榨油作坊各一处,酿酒作坊两处,商店1座。雇用长工、作坊工人和学徒、帐房先生等40多人。这一年,全家已达30口人,五世同堂,其乐融融。为了保护家宅安全,防匪盗虏掠,购置匣子枪3枝、洋大枪7枝、土枪和土抬枪几十枝、士炮数尊,有护院队伍。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土匪曾前来抢掠,始终没能攻入庭院,而被击退。马氏家族盛名传遍四乡。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长山县及其周围大片地区,山东全省失陷。战火纷飞,农业、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马氏家族在北旺庄的第六代男儿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为国为民抛家舍业,组织人民武装抗日救国。设在长山城内的店铺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春关闭,北旺庄的四个作坊陆续停业,马氏家族经济方面急剧衰败。尔后,马氏长支马懋俊与次支马懋伟夫人——马耀南之母分家,各自过日子。 1942年,马耀南之女马醒华(14岁)、马晓云之子马立言(12岁)和马立明(10岁)、马天民之子马立功(15岁)和长女马丽华(13岁),同时参加了抗日军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八路”。是年,马耀南之子马立修、马晓云之女马桂华、马天民之次女马荣华都年仅7岁,被送往抗日根据地抗日小学读书。马懋伟夫人为支援抗日部队多次献粮、捐款、变卖家产,额外支出大增。再加上日伪军多次抄家抢掠,损失极大。家庭经济状况江河日下,濒于凋零。到解放后土改时,家庭成分被政府划为中农。

                                                                                   二 寒窗苦读心忧国

     1、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堂 马耀南的孩提时代,恰值清末民初。这时,中国教育制度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马耀南幼年时,中国新式小学堂处于萌芽状态,数量极少。他的家乡长山县仅有两所:一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长山县城内由原凤山书院改为的长山县立高等小学堂;二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周村建立的长山县立文昌阁高等小学堂。由于当时新式小学堂廖若晨星,又都设在城镇,所以,私塾虽然已处于没落之际,但它犹如回光返照,在广大农村仍繁如朔日夜星,几乎遍及每个村庄。马耀南七岁入自己家中办的私塾读书,其父马懋伟成为他的启蒙老师。马耀南一入学就显示出超群的聪明灵慧。他学过的东西很快就能熟读背诵。有的学子比马耀南大两三岁、早读几个月,很快也被他超了过去。私塾的学业原本是和科举考试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科举考试原本是学子进身仕途的基本途径。随着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私塾已失去了它供学子进身仕途的作用。加之,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潮日渐深入,新式学堂日渐增多,私塾已明显落后于时代潮流,日渐减少。做塾师的马耀南的父亲逐渐认识到:孩子在私塾里学不出什么名堂来,欲让马耀南成才,还是得让他进新式学堂。 马耀南13岁那年,即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马懋伟征得马耀南的祖父的同意,把他送进了长山县立周村文昌阁高等小学堂。当时新式学堂正实行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壬子学制”,小学分为初、高两等:初等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高等小学修业年限为3年。文昌阁小学堂兼有初等、高等两部。马耀南先插入初等部学习。1917年,升入高等部学习。随着年龄的增长、课程内容的扩展、社会见闻的增多,马耀南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越来越关心,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他除了刻苦学好各门功课外,更加关心国事。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17岁的马耀南当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要做真正的主人!” 在周村,文昌阁高等小学堂是中国人自己所办学校中的“最高学府”。马耀南向校方和同学们提议罢课,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得到了校方的支持和同学们的热烈响应。他积极参与书写标语、制作小彩旗、印刷传单等活动,是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骨干分子。每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马耀南都是带头人物之一。他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还我胶济铁路!”“坚决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当游行队伍在群众聚集的十字街头或宽阔的地方停下来时,就有师生发表演讲,马耀南是学生中的主要演讲人之一。他有时站在路边石头上,有时站在群众自发搬出的椅子或抬出的方桌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可是,帝国主义列强蛮横无理,在巴黎和会上,他们不但拒绝了我国的正义要求,而且把战败国德国在我们山东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山东的主人,我们决不能让外国列强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我们要同心同德,把外国列强赶出中国去!我们要做山东的主人!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马耀南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他的讲演,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马耀南还积极组织高年级同学一起查禁日货。他带领同学们挨门串户劝说店铺自动交出日货,对个别顽固不化的商户进行搜查。马耀南参加游行示威、查禁日货的事被当家主事的伯父听说了。伯父怕他给家庭引来麻烦,训斥他是“不务正业”、“招惹是非”。平日向来温顺听话的马耀南,这次一反常态,据理辩解说:“游行示威、查禁日货是爱国行为。我就是要参加到底。”气急败坏的伯父打了他两个耳光,声色俱厉地朝他吼道:“你再干这些事,我就打断你的狗腿!”马耀南回到学校,照样参加游行示威,查禁日货。伯父见是大势所趋,只好任其而行。周村的“山东银行”为日本商家收购蚕茧,不但支持了日商日厂,还严重损害了中国商家和丝织厂家的利益。长山中学的学生曾多次前往劝阻,该银行仍我行我素。一天,长山中学一学生写下“力止日货,坚决到底”的血书,聚集了几十名学生赶赴周村。他们在周村东门外恰巧遇上了文昌阁高等小学堂的游行队伍,马耀南正在其中。两校队伍决定联合行动,一起冲进了“山东银行”经理室,马耀南和长山中学学生一起痛斥银行经理。银行经理未把他们放在眼里,反嘴狡辩。学生们蜂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痛打了一顿。这家银行从此停止为日商收购蚕茧。这件事也震慑了其他对抗抵制日货的顽固商家。 “五四”时期马耀南的爱国行动,不但受到了文昌阁高等小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而且也博得了群众的赞扬。他的爱国热情之高、社会活动能力之强,被老师、同学、社会群众所公认。他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经受了洗礼,得到了锻炼。毛泽东说: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马耀南无疑是这“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数十万学生中的一个。    

    2.中学时期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马耀南以优异成绩在县立周村文昌阁高等小学堂毕业。经祖父、伯父和父亲允准,准备参加中学升学考试。马耀南报考中学这年,全省共设有公办省立中学11所、县立中学五所。相对来说,县立中学比省立中学容易考取。但是,马耀南没有报考距离他家仅十八里的本县县立长山中学,而是选择报考了距离他家约200里的全省名气最大的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最终以优异成绩高中金榜。当时中学实行的是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7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的“壬子学制”,中学修业年限为四年,不实行初、高中分段。马耀南被编在本年级一班,他入校后结识的一位齐东县的同学孟昭进被编在二班。两人都好学上进。两人约定:每次的考试成绩在班里决不下来前三名。马耀南常常吟诵杜甫的两句诗做为自己的目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马耀南学习十分勤奋。各门功课都学得扎实出众。不但被称做“主课”的国文、英文、数学等课程学得好,就连被称作“副课”的图画、乐歌等课程也学得非常出色。他的作文经常被国文教员当做范文读给同学们听,他画的画也常被贴在壁报栏里。马耀南特别重视对英文的学习。他认为:要想学好西方列强的科学文化知识,用这些知识来振兴中华,抵御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学好英文。马耀南的英文在班上独占鳌头。同学们遇到疑难问题,往往爱找他问。他不用查书查资料,就可以讲得准确无误,被同学们称为英文“活字典”。“活字典”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号。但他并不满足,又报名参加了外国教会所办的英文夜校的学习。英文夜校距省立第一中学较远,往返数里。马耀南风雨无阻按时去学,一学就是两年,达到了可以阅读一般英文原版书的程度。听力之高、发音之准确,连英文夜校美国教师赫尔、文绍祖都交口称赞。 个别同学对马耀南如此苦学英文的目的不理解,说风凉话道:“学洋文,以后可以当洋奴,发洋财。”马耀南对此不屑一辩,他说:“当洋奴得有奴性,咱有吗?” 他明确地说出了自己努力学好英文目的是:“为了中华振兴,不当洋奴!” 马耀南的中学阶段,正值“五四”大规模的爱国群众运动结束之后不久。社会主义及各种民主主义进步思潮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心的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耀南在努力学习各门功课的同时,开始了对革命道路的认真探索。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9月25日,当时济南著名进步人士、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在济南大布政司街开办了齐鲁书社。该书社主要介绍和销售反映进步思潮、宣传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书籍,《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生活》、《社会科学大纲》、《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俄国革命纪实》、《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等,在这里都可以见到。马耀南经常到这里阅览或购买进步书籍。“他大量地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阅读学习《新青年》、《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等刊物和书籍,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在齐鲁书社,马耀南结识了同样经常到这里来阅览和购买书刊的省立第一中学高年级同学邓恩铭、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山东工业专科学校学生王象午、育英中学教师王翔千等,并有时和他们一道交流读书心得,探讨社会问题,成为交往颇多的朋友。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11月21日,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王志坚,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赵震寰,私立育英中学教师王翔千等组织了“励新学会”。该学会于12月15日又创办了以王尽美为主编的会刊——《励新》半月刊。“励新学会”表面上是个公开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是个革命组织。为了遮掩当局耳目,公开宣布的学会宗旨是“研究学理,促进文化”,而实际宗旨是联络和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励新学会”经常组织会员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知识,有时召开座谈会,座谈讨论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社会问题,还有时举办演讲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励新》半月刊宣传新思潮,介绍新文化,揭露社会之弊端,倡导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学会成立时只有会员10余人,后来发展到几十人。马耀南踊跃参加了这个学会,并积极参与了学会举办的各项活动。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12 名代表中,有两名是马耀南经常接触的“励新学会”的会员,一名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王尽美,一名是与马耀南同一学校的邓恩铭。马耀南通过阅读革命进步书籍和参加王尽美、邓恩铭领导的“励新学会”的活动,思想有了更大进步,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他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查禁抵制日货。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春天,抢夺到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日本侵略者,在胶济铁路沿线青岛、周村、济南一带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还不顾广大人民的抗议和反对,强占农民土地修建无线电台,在胶县打伤了反对占地的农民。军阀政府因惧怕日本帝国主义而坐视不管,激起了山东人民的反日怒火。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发动组织了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私立育英中学、私立正谊中学、省法政专门学校、省农业专门学校等学校的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到省政府请愿和查禁日货的活动。马耀南作为“励新学会”会员,是这次反帝爱国活动的参加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他和邓恩铭、高克文等省立第一中学同学一起,情绪激昂地带领同学们高呼口号,义愤填膺地向群众作宣传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他指斥当时的军阀政府是“纯粹卖国政府,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气愤地说:“反日、仇日,得踢开他们!”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虑及日本如是逼我,不以岳飞痛恨金朝之心为心,以雪此莫大之辱,何足以作现在中国之青年乎﹖” 可见这时的马耀南已下定决心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矢志报国。是年9月,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一步有计划有目的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该研究会当时是一个半公开的革命团体。主要活动内容是:阅读、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情况。这个研究会成立时,会员有十几个,马耀南是其中之一。后来发展到五、六十人。马耀南积极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在王尽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中学时期的马耀南,阅读了大量革命进步书籍,参加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组织领导的“励新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革命团体,接触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辉道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反帝爱国思想进一步增强。他紧紧追随王尽美、邓恩铭等地下共产党人,参加了他们组织发动的一系列反帝爱国活动,实在难能可贵,完全配称为时代先锋。

     3.考入国立北洋大学 光阴荏苒,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夏,马耀南四年中学学习生活即将结束。这时,马耀南的祖父因年迈体衰已不主持家务,将掌控家庭的大权交给了长子马懋俊。马耀南能否报考大学,要由其伯父马懋俊说了算。 中学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胸怀振兴中华大志的马耀南,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从事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打谱毕业后报考大学。他多次请求父亲好好向当家主事的伯父说说,求伯父准许他升学深造。一天,马懋伟向大哥说了耀南的请求,马懋俊考虑了很长时间才回答道:“既然他愿意考,就让他考一次吧。如果今次考不上,就让他死了这份心,回来该干啥干啥。” 马懋伟嘱咐儿子:选择一所容易考取的学校报考,免得落榜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耀南虽然万分珍惜这仅有的一次报考大学的机会,但并没有按照父亲说的那样选择容易考取的学校,而是报考了非常难考的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大学,当时蜚声中外。学校创办之初,聘请美籍著名教育家丁家立担任总教习,并聘请洋教习讲授西学课程。学门 的设置,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蓝本;课程的设置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依据;所用的课本、实验仪器、动植物标本,绝大多数直接从美国购买而来。这是当时我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名校,“毕业生出国深造,不需考试直接入研究院,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大学都有明文规定,免试接受北洋学生入院” 。 北洋大学入学以考试严格、录取率极低而著称。当时全国各地中学都将有学生考上该校而引以为至高无上的光荣,较现在中学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有过之而绝无不及。“每年报名投考者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六十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六十人,多补习一年考试及格明年即直接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七年才能毕业。” 面对北洋大学如此难以考取的局面,许多成绩优异的学生望而生畏,畏而止步,而马耀南知难而进,毅然决然将北洋大学做为自己的升学目标,实在让其父亲马懋伟为他捏了一把汗。马耀南接受了国立北洋大学的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是年9月,开始在这所名校学习。

      4.被共产党“吸引到国民党中” 马耀南进入北洋大学第一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前一年,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4月12日至20日,(此处时间地点有误,应为2013年 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以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为中心议题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是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一方面组织动员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党,一方面组织动员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由孙中山先生主持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王尽美、李立三等被指定或推选为这次会议的代表,李大钊成为主持大会的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这时的国民党,具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性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当时的天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之下,是无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共产党亦处于地下状态。已参加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受孙中山委派,主持国民党北方最高领导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并亲自领导筹建国民党直隶省(今河北省)和天津市党部。直隶省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共产党人于兰渚(于方舟),回天津不久,在党组织和李大钊领导下,在天津筹建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为骨干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当时天津有共产党员7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45人,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省委委员均为党团员同志。天津的国民党可以说没有其他势力。”

      马耀南在中国共产党全部创始人和众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国民党的行动的感召下,在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努力在各省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形势下,在共产党组织动员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下,在天津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组织控制且“没有其他势力”的国民党组织,并被选为国民党天津市第二区分部委员,和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一起,在北洋军阀眼皮底下,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开始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开展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个别不太清楚当时历史情况、政治上又较幼稚的人,认为国民党从来都是反动的,因而把马耀南加入过国民党一事或多或少看做是他人生历史上不十分光彩的一点。其不知,中国国民党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那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的事。更应特别指出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直隶省和天津市的国民党组织,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手包办创建的,当时的成员,是在天津的全部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由共产党选择吸收的革命先进青年。周恩来同志谈到1924至1926年国共两党关系时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支部,发展组织。……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 对照当时的政治现状,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说,马耀南是那时被共产党“吸引到国民党中”的革命青年。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民党员,甚至也有别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由原国民党组织所发展的国民党员。确切地说,他是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所发展的“国民党员”。毛泽东说: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1924年至1927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可以而且也应该十分肯定地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马耀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旗帜下,为振兴中华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爱国志士!马耀南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天津国立北洋大学参加中国国民党,是光彩照人的革命行动。

    5.北伐战争时的惊喜与愤懑马耀南学习成绩优异,爱国热情高涨,被选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天津市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还担任了国民党天津市第二区分部委员。马耀南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爱国反帝活动,成为天津市学生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之下,国共合作发动了以消灭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马耀南对北伐战争寄于极大的政治热情,充满殷切希望。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使全国大多数人看到:北伐战争胜利在望,北洋军阀统治倒台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身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下的天津的马耀南欣喜若狂,兴高采烈地秘密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他在群众中秘密宣传北伐战争的大好局面,广泛传播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等反帝、反封建口号,积极组织发动进步学生秘密筹划印刷传单、书写标语、制作上街游行的小彩旗,以备欢迎北伐军胜利攻占天津。就在马耀南满怀激情准备迎接第一次大革命胜利曙光之时,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了篡夺革命领导权,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对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排斥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革命分子,举起屠刀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地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汪精卫紧步蒋介石后尘,旋即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共产党人和农工民众的血腥暴行,使马耀南十分震惊。他陷入极度愤懑之中。他想: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一直标榜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蒋介石、汪精卫却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农工民众,使胜利在望的北伐半途而废,这和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主张怎么能对得起头来呢?马耀南在愤懑中苦苦求索。他把国共合作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思考,感觉到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到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行径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内心深处对蒋介石、汪精卫之类国民党人萌生了怀疑和不满。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更加沉重了。

     6.反日会中的坚强斗士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从奉张集团手中夺取北半个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蒋介石硬将这次新旧军阀混战美其名曰继承中山遗志的“第二次北伐”。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分别改编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4月,战争开始。4月10日,蒋介石令国民党军分左右两翼向山东奉系张宗昌鲁军进行攻击。与奉系军阀相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伴随蒋介石的北进而向北扩展,强占其在华利益,借口“保护侨民”,再次由天津、青岛、东北及本土调兵进入山东,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张宗昌于4月12日下令奉系鲁军总撤退,拱手将济南让给日军。5月1日夜,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对日军不作任何防范。5 月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向蒋军发起进攻,并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蒋介石不顾中国军民的安危,一味向日军妥协讨好,严令其军队不许还击。日军乘机大肆屠杀中国军民,竟至用割鼻、挖眼、削耳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及其随员十六名。蒋介石仍无耻地继续对日退让,竟然令军队撤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伐”,任日军肆意横行。5月11日,济南完全陷入日寇的魔掌。日军对济南军民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屠杀。凡是留平头或学生头者、女子剪发者、穿草鞋者、系皮带者、操南方口音者、叫门时开门迟者都在日军枪杀之列。济南街头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前后十几天内,1万多名中国军民惨遭杀害。这次始于5月3日的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史称“济南惨案”或“五三惨案”。

     “济南惨案”的消息飞快传遍全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许多地方因“济南惨案”而自发成立了“反日会”之类的民众团体。“反日会”坚决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力主公正解决“济南惨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全国各地反日会以公正解决“济南惨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为己任,爱国反日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当马耀南得知“济南惨案”的消息时,他的心立即飞回了他读过4年中学的济南。他怒火中烧,向北洋大学师生发出倡议:建立“反日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并声讨日本在济南犯下的滔天罪行。师生们热烈响应,并且一致推举马耀南为“反日会”常务委员。他组织同学连夜印刷传单、制做横幅和旗帜。北洋大学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在马耀南等人的指挥带领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为前导,从北洋大学出发,沿北运河、海河游行数十里,一直到达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马耀南一路上带领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滚出济南去!”“血债要用血来还!”沿街群众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许多人自动汇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游行队伍声势越来越大。校方有的人害怕马耀南等人组织的反日会活动惹怒日本和中国天津当局,向马耀南提出:“如果你的行为引起友邦不满,给政府带来麻烦,给学校招惹是非,你要承担责任。”马耀南理直气壮地说:“日本是什么友邦?他们是十足的侵略者!我们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是反抗侵略,会给政府招来什么麻烦?会给学校招惹什么是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寇大肆屠杀我家乡山东的同胞,我和大家声讨日寇的野蛮罪行,这是我应该承担的爱国责任!”马耀南不畏反动当局的淫威,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继续组织带领学生和群众游行示威、抵制日货。为了让人们牢记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永远铭记民族仇、国家恨,他还倡导创办了“五三工厂”,以唤起国人的反帝爱国之心。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8月8日下午二时,天津各团体在总商会召开筹备成立天津反日会大会,马耀南被市学生联合会推为代表出席该会议。马耀南当选为副主席,并宣誓就职 。是年8月9日下午,天津在东马路宣讲所举行国民党军队占领天津后的“天津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由马耀南主席”。这次大会选举了9名执行委员组成天津市学生联合会领导机构,马耀南是其中之一。会上有代表提出:“学生为天津反日大会基本队,今该会既成立,应派代表参加。”大会推选马耀南为代表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3月1日至7日,全国反日大会在上海举行。代表来自18个省、市,当时《民国日报》报导中列名的代表计35人 ,其中载有“天津马方晟” 。马耀南在 3月3日下午会议上,向大会作报告。内容主要为:天津反日会工作所遇到的困难;经过反日会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日货检查中所存在的问题;向商家征收的已购未售日货救国基金三十三万元的支配方法等。其报告内容被《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作了概括报导 。全国反日大会3月4日下午之会议,主席为马方晟 。 3月6日的大会上,通过了多项议案,其中议案:“(八):由大会推派代表赴中国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请愿内容:⑴反日经费,⑵外交),决议:由本会各地代表全体前往请愿,限于三月十五日前,到京集会。” 马耀南在全国反日会前往南京国民党“三大”请愿者之列。 马耀南遵照全国反日大会的决议,于三月十五日前到达了南京,与其他代表一起向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请愿,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积极解决“济南惨案”问题。 上述事实可以充分说明,马耀南不但是北洋大学反日会领袖之一,而且是天津市反日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在全国反日会中,也算得上是名见“经传”的一员。他不愧是中国1928年至1929年反日会中的坚强斗士。

    7.蒋记中央不让马耀南当“三大”代表所谓“第二次北伐”,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6月3日张作霖放弃北京退往关外而告终。是年12月27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至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动统治。 虽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在1928年2月2日至7日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正统”名号,但是,实质上蒋记中央远远没有能够真正统一国民党。原有的派别组织仍然存在且有新的派别组织产生,其相互间的斗争亦然十分激烈。也就是说,国民党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蒋介石尚未能独揽党权。蒋介石欲通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其独揽党权的阴谋。 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把国民党变成他的私党,实行其专制独裁统治,在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大搞阴谋诡计,通过“整理地方党部”和使用“选后圈定”、“中央指派”、“直接选举”等方式产生“三大”代表的手段,为本派多揽代表名额,以达到一手包办“三大”的目的。 所谓“整理地方党部”,是蒋介石借贯彻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整理地方党部案》决议之名行夺取各地党部领导权之实的一项阴谋活动。在“三大”召开之前派出大批亲信作为“整理委员”或“党务指导委员”,到各地整理地方党部、重新登记党员。他妄图借此安插亲信、排除异己,控制地方党部,把各地党部都搞成拥蒋党部。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方法中的所谓“选后圈定”,是由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中央事先规定某地方党部出席“三大”的代表名额,再由该地方党部按照规定名额的两倍“选举”出代表,上报中央,最后由蒋记中央从中“圈定”一半,做为正式出席会议的代表。所谓“中央指派”,是由蒋记国民党中央直接指定其亲信某人为某地的代表或列席代表。“直接选举”方式产生的代表,仅占代表总数的21.4%,而且蒋派还做了不少手脚。

    天津当时是特别市,代表名额为4名。产生方法为“选后圈定”,即:由天津特别市党部选出8名代表后,再报请国民党中央“圈定”4名,作为出席“三大”正式代表。国民党“三大”召开之前第四天,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3月11日,天津特别市党部才于“晨七时、得中央急电、谓‘三全大会代表、须于十二日以前选定、将详细履历、呈报中央、以便圈定’、并指定河北省指委张清源代表中央监选……至下午四时、市党部遂由每区分部推选代表一人出席、到三十五人、内有一人、以手续不合、末得出席、开会如仪、焦实斋主席致辞……结果选出马方晟四票(北洋大学反日会常务委员)、焦实斋三票……杨立坦两票……” 马耀南得4票,票数最多。当时《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对这次选举作了报道,当选的8名代表按得票数由多到少依次排列为马方晟、焦实斋、杨立坦、杨亦周、周仁斋、马千里、莫子镇、杨立起。市党部当晚即将候“圈”代表履历急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听候圈定。国民党“三大”开幕之前一天,即民国十八年(公元 1929年)3月14日,举行蒋中正、胡汉民、孙科等出席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二○五次会议,内容之一是对天津特别市出席三大代表进行“圈定”。马耀南虽然得票最多,且在候“圈”名单中排在首位,但他当时是天津风云一时的反日爱国学生领袖,而且一直不满并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卖国、独裁行径。媚日卖国反共反人民的蒋记国民党中央能让这样的人当“三大”代表吗?结果,“中常会、中央组织部提决圈定杨亦周、焦实斋、任培道、周仁斋为津市全会代表,通过。” 没有将马耀南“圈定”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8.国民党不要马耀南了 蒋介石包办的国民党“三大”,彻底地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为反苏、反共、镇压农工的反革命政策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国民党的性质,把中国国民党变成了蒋介石的私党。“三大”以后,他一方面拉帮结伙,铲除异己,扩大其专制独裁势力,一方面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马耀南面对如此“三大”,再联想到国共合作分裂以来国民党对外讨好英、美、日等列强和对内反共反人民的诸多事实,清醒地认识到:自我标榜为“总理忠实信徒”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新三民主义格格不入,他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马耀南曾多次在各种场合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丑行,并且更加积极地组织发动学生、工人、农民开展反日爱国运动,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暑假前,马耀南以优异成绩获取北洋大学毕业证书并取得学士学位证书。就在马耀南即将毕业离校之际,潜伏在天津市政府做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张友渔得到消息:因马耀南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卖国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组织发动学生和工农民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国民党不要马耀南了,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通缉。张友渔及时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马耀南,催促他迅速撤离了天津,幸免被捕。 三 杏坛挥洒爱国情

     1.逃匿直隶省永清中学马耀南有家不能归,隐蔽到直隶省(今河北省)永清县永清中学当了教员。他独居异乡,身处逆境,既艰难又危险。“但他没有放弃反帝救国的探索,他反蒋的意志更坚决了。” 马耀南在日记中写道:“世界──战场,人生──恶斗。一息尚存,绝无逃遁苟安之余地。”“处顺境而傲,遭逆境而馁者,皆非真正青年!”“一生要做硬汉,绝不发一无聊呻吟语,咬紧牙关与困难作殊死战,一直向前迈进。” 作为北洋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虽然讲授中学课本中的知识对他来说易如翻掌,但他认真备课,兢兢业业。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既深刻精到,又易理解接受,很受学生欢迎。由于他勤勤恳恳,教学有方,谈吐高雅,品行端庄,倍受校长器重。 学校有集会时,校长常请马耀南发表讲话。马耀南则利用讲话机会,结合自己阅读报纸和收听中外电台广播所得到的消息,教育学生关心国事和天下事,心系国家兴亡,激励学生努力学好本领,为将来担当兴国富民的大任做好准备。马耀南在永清中学任教期间,相继发生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和蒋介石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这些事件使马耀南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实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促使马耀南的“反蒋”、“亲共”思想进一步发展。

     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5月起,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权力和地盘而进行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历时半年,三方共死伤30万人以上,尸横遍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马耀南的家乡长山县正属于蒋、冯、阎争战之战场。 就在蒋介石国民党忙于“中原大战”期间,窥窬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置民族利益、国家危亡于不顾,疯狂组织兵力连续三次“围剿”红军。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自南京前往江西指挥“围剿”红军时,日本派自己满州铁路守备队的工兵,潜入沈阳东北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故意炸坏了不足一米的南满铁路路轨,诬蔑是中国军队有意“破坏”。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大炮乱轰,机枪乱扫,杀害中国军民无数。遂即攻占了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命令:“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不许冲动,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张学良遵从蒋介石的旨意,几十万东北军几乎一枪未发,就退到山海关内。日寇在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扑向东北全境,不足三个月,东北全部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清县,马耀南义愤填膺。他直接找到校长,要求组织师生开展反日救亡活动。校长敬佩他的爱国热情,召集全校师生大会,请马耀南就事变作时事讲演。 马耀南怀着满腔爱国激情,凭藉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时局的深刻了解,系统而简明地向师生讲述了日寇的侵华历史,重点讲述了“九一八”日寇的侵略罪行,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一心打内战和对日妥协退让的罪恶行径 。他振臂怒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侵略者!”“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师生们为之动容,被其爱国精神深深感动。 马耀南向师生作完演讲,随即发出倡议:举行游行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倡议得到了校长和师生们的热烈响应。这位一年前在天津叱咤风云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现在又以永清中学教员的身份,发动、带领永清中学师生进行抗日爱国运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上了永清县城的街头和附近的集镇村庄,许多群众也自发汇入了游行示威队伍之中。 马耀南在永清中学任教的一年多,以其渊博的学识、良好的教学业绩、强烈的爱国精神、高尚的道德品格赢得了同仁的尊敬和学生的爱戴。

    2.被聘任南通纺织工学院教授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之后,得寸思尺,做起了总统梦。他顽固坚持独裁统治,肆意横行,受到了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反蒋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要求其下台的声浪日益高涨。 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缓和其危机,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11月21日操纵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正式宣布恢复过去四、五年来以“附逆有据”、“勾结反党”、“反抗中央”、“叛党卖国”、“养兵作乱”等罪名而被开除党籍的481人的党籍。但蒋介石的危机并未能解除,苟延至12月15日被迫下野。 由于“恢复党籍案”的通过和蒋介石的下野,马耀南一年多前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和被通缉的问题自然被冲淡了,遂成不了了之之事。他的逃匿生活到此基本结束。不久,被聘为江苏省南通纺织工学院教授。 马耀南到南通纺织工学院任教授不久,爆发了淞沪战争。那是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1月18日,日本五个和尚在上海宝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挑衅,日本又自焚其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嫁祸于中国民众,并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大量增兵。1月28日,日本兵分多路向闸北一带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占领天通庵车站,继而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军。深受全国人民抗日热潮影响的驻上海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反击,分路应战。上海人民纷纷倾力支持十九路军的英勇斗争。 就在十九路军与上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当儿,蒋、汪合流的南京军政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在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迁都洛阳,命令中国海军与日本驻上海海军维持友谊。蒋、汪拒绝向第十九路军增派援兵,而日寇不断增兵,陆续达十万之众。十九路军在敌我兵力悬殊、伤亡惨重得不到增援和补给的情况下,于3月3 日被迫撤出上海。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淞沪。蒋、汪卖国政府继而和日本签订了出卖上海的《淞沪停战协定》。 马耀南在“一二八”淞沪之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军民爱国抗日活动的丑恶嘴脸,积极投入到人民大众抗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他在师生和民众中大力宣传第十九路军官兵不畏强敌英勇奋战的反帝精神,极力赞扬上海民众大力支援第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关于发动广大民众支援中国上海驻军的伟大号召,严词抨击蒋、汪集团对日妥协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罪恶行径,积极参加到抗日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中去。身为教授,他的爱国反日行动大大激发了师生和民众的爱国热情。

     3.长山中学掌校印 惊动了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毕业于蜚声中外的北洋大学的马耀南先后流落直隶省永清、江苏省南通的情况,逐渐流传到他的故乡山东省长山县,引起了当地社会贤达、开明士绅的关注。长山县部分名流、士绅仰慕马耀南的才学、人品,为了把长山中学办得更好,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春联名致信马耀南,恳请他返回故里执掌长山中学校印。 马耀南以桑梓为重,向南通纺织工学院院方转陈了家乡父老的深情厚望,递交了辞呈,返回故里,于是年8月入主长山中学,担任了长山中学的第十一任校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马耀南就任后,首先抓了两件事,也算是“两把火”吧。 第一件事是:调整教员队伍。他上任伊始,就对每个教员逐一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并通过亲自听课,掌握了各个教员的学识水平和教学情况。在此基础上,一部分确实难以胜任所教课程的教员改聘为职员,还辞退了个别文化程度偏低教学能力很差的教员。与此同时,将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于伯贤先生聘为教导处主任,陆续招聘了一批文化水平高、教学能力强、勤奋敬业的教员。中学部的国文、英语、算学、物理学、化学、历史、地理、动物学、植物学等课程,均选聘了具有大学学历的教员担任。 第二件事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大力加强学校基本建设。长山中学创办时,袭用的是原长山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校舍。原长山县立高等小学堂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由凤山书院改成的。房舍多年失修。 马耀南新建学生寝室12间,整修了礼堂,改建了图书馆,新建了盥洗室和澡堂,扩建了运动场。扩建后的运动场,一直延展到县城东城墙边,非常宽阔,设了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在当时,面积如此之大、球类场地如此之多的县立中学运动场,尚属罕见。 晚上教职员办公原来使用煤油灯,学生晚自习使用煤油灯或汽灯,照明条件差。马耀南购买了一部进口柴油发电机,极大地改善了教职员办公和学生学习的照明条件,开创了全县的用电先河。这件当时连县政府也办不到的事,长山中学办到了,引起了很大轰动。 原来教学仪器、图书、体育用品缺乏。马耀南新添置了一批物理学、化学实验仪器和动物学、植物学标本,购买了一大批图书,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巴金、谢冰心、老舍等人的作品,增订了一部分中、外文报章杂志,添置了一批体育器材和用品。 学校建设的投资规模是空前的,县政府拨给学校的经费是有限的,明显不足。马耀南组织动员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建校劳动,搬运砖瓦、石块、木料,平整场地,以节省建校开支。还把自己大部分薪水和家庭资金无偿用在了建校之中。当时他的薪水是每月现大洋80元,他很少领取,几乎都让财务处用到了建校上,而他自身的生活费用绝大部分由家中供应。他几乎成了光拚命操劳却不拿报酬的义务校长。在长山城里南北大街路西,他家开着马天民当掌柜的商店和酒店各一处,马耀南让马天民向长山中学贡献了一大笔钱供建校用。另外,学校急需用钱时,他就让财务处到马天民的柜上去借。而所借之款,往往是借多还少,少还的部分又等于为建校作了捐献。 马耀南校长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学成绩。原本业绩平平的长山中学,在他严格、辛勤治理下,教员们勤奋敬业,一丝不苟,学生们刻苦努力,奋发向上,各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马耀南就任校长一年后,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中七级毕业班参加国家会考复试,成绩名列全省中等学校前茅。

    马耀南就任校长两年后,即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中八级参加国家会考复试,又是名列全省前茅。马耀南就任校长三年后,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 1936年),中九级参加国家会考复试,还是名列全省前茅。 长山中学逐渐名声大振。每当招生,北至黄河之滨的齐东、高苑、博兴,南至群山连绵的淄川、博山、莱芜,东至毗邻长山的桓台、临淄、益都,西至临近省城的章丘、历城,方圆数百里10余县的莘莘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报考,以能被长山中学录取为荣。学校班数由原来的5个增加到10个,学生人数由原来的200余人增加到500余人。 长山中学名满山东。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曾因长山中学成绩卓著专程前来视察。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被惊动了,他对马耀南的办学业绩很重视,曾莅临长山中学,和全校师生见面并发表讲话,对马耀南赞赏有加。 马耀南的声望越来越大,各界都更敬仰他,连县长也登门拜访。这为马耀南后来策划、组织、领导黑铁山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公开抨击蒋介石国民党马耀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国志士,他在努力办好学校大力培育救国人才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事、天下事。 那时,蒋介石国民党的官方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糊弄民众的虚假报导。马耀南为了及时全面地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个人订有多种报刊杂志,光外文报纸就有两份。他还备有一台进口的质量很好的收音机,可以收听国内外不少电台的广播。他虽然工作极为繁忙,但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阅读报刊杂志和收听中外电台广播。他将来自多方面的消息加以综合、分析,从而对时局作出判断。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月3日攻占了进入关内的门户——山海关,又于3月初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热河全省,兵临长城各口。驻防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和长城内外的抗日义勇军出于爱国之情奋起抵抗。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但不派兵支援中国军队,反而下令禁止长城沿线及平、津的驻军抵抗日寇,并且解散关外抗日义勇军,公开提出“要以专心一致剿匪”、“侈言抗日者杀无赦”,致使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夺取了长城各口而闯入华北腹地,占领通州,包围北平、天津。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于5月底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蒋介石为了避免与日寇发生冲突,命令国民党军队自动南撤,向日本侵略者敞开了整个华北的大门,日寇随之大踏步南侵。 蒋介石国民党置日寇入侵于不顾,却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9月调集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仅有10万红军的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 “围剿”。 马耀南对蒋介石不去收复日寇占领的失地而全力“围剿”红军的丑恶行径十分厌恶和痛恨,他公开抨击蒋介石,说:“不打日本,打内战算什么英雄!”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发生了日寇侵略华北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连串事件,这就是所谓“华北事变”。7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又令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按照上述两个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马耀南家乡山东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独立”。10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一度占领香河县城。11月25日,国民党政府特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使冀东22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12 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上述蒋介石与日寇勾结的消息,国民党政府最初不敢公诸于众。马耀南从外文报刊、外台广播中得知这些消息后,无比愤怒。他进一步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和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卖国实质。不论白天独坐办公室,还是夜晚独居寝室,他常常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致多儿衮书》,以表达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政府的愤怒。

     5.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剧,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寇妥协投降嘴脸的不断暴露,随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日益清醒,抗日爱国思想日益增强,革命斗争意志日益坚定。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连串侵略行为,中国共产党与妥协卖国的蒋介石国民党完全相反,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10月,率领红军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8月1日,红军尚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言号召: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团体存在任何意见上和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八一宣言》除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外,还由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在巴黎创办的中文版《救国时报》上发表,向国内各阶层人士邮寄。马耀南订有《救国时报》 ,他收到刊载有《八一宣言》的《救国时报》后,认真阅读了《八一宣言》,公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是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宣言》,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为抗日反蒋、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促进了马耀南的进一步觉醒。马耀南对比国共两党在日寇侵略面前的所作所为,更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是彻头彻尾的亲日卖国的政党;共产党是一心一意抗日救国的政党。他认为:要想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只有按共产党的主张办。马耀南更加憎恶蒋介石国民党,更加亲近共产党了。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马耀南领导长山中学师生积极投入了“一二九”运动。他在师生集会和课堂上详细介绍“一二九”运动的起因和具体过程,大力宣传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抗日团体的情况,抨击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抗日爱国活动的丑行,号召全校师生学习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精神,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和市民的爱国行动。他亲自率领全校师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他带领师生振臂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打倒汉奸卖国贼!” 毛泽东说:“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可以说,马耀南这位富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积极接受了这一运动所进行的“抗战动员”。他认识到,要抗日救国,绝不能存在依赖蒋介石国民党的幻想。他萌发了组织民众武装的念头,开始谋划组织抗日武装,研读《孙子兵法》之类的军事书籍,准备走上武装抗战的道路。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一传到长山县,马耀南即组织领导长山中学教员和学生,“集会支持‘西安事变’,高呼‘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 这充分表现了马耀南对张、杨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这一爱国行动的坚决支持和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一口号的热烈拥护。马耀南“看到共产党积极主张不杀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极为佩服。他认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有胆有识。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领导力量。”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马耀南欣喜若狂,他“盛赞共产党有扭转乾坤的本领!给中国带来了新生的转机,这是极不寻常的韬略!” 这充分说明了:马耀南的革命立场鲜明,政治嗅觉敏锐,深刻而正确地理解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伟大历史意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逐渐朝着准备抗日的形势发展,马耀南在思想上也孕育着保卫祖国,投笔从戎的壮志。”

      6.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宛平县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诈称一名日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县城。日军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即向卢沟桥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奋起抵抗,中国人民全国性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发出《中共中央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发出了代表全国人民心声的伟大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组成民主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卢沟桥的枪炮声震动着马耀南的心,民族危机感重重地压在马耀南的心头。他热血沸腾,向教员和学生们作时事讲演,介绍“七七”事变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和中国驻军奋勇抗战的壮举。他以校长身份组织开展抗日募捐活动,并带头捐款。在他的的影响和感召下,教员、学生纷纷捐款。他及时将募集的捐款寄往抗日前线。为了激励、鼓舞学生的抗日爱国精神,他带领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满江红》等爱国歌曲。在马耀南的领导下,长山中学爱国师生群情激昂。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对日态度比较强硬的讲话,但他内心对抗战是不坚定的,幻想通过与日本谈判,向日本妥协,把卢沟桥事变当成地方性事件来解决。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战争,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7月31日占领北平、天津,又于8月13日向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驻军奋起反击,英勇悲壮的淞沪战争开始了。 时刻关心着祖国命运和战争形势的马耀南在8月15日日记中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于此世间……” 透过这则日记可以看出:第一,马耀南已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时期到来了;第二,马耀南面对战火硝烟,对自己仅在校园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已不满足;第三,马耀南决心为“报命国家”而不惜牺牲自己。综上三点不难判断出:马耀南将要走出书斋投身抗日救国大业了。 “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使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战火威胁,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于8月22日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5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8月28日,马耀南在日记中写道:“不顾一切进行民众武力之促成,任何困难,准备忍耐下去。” 透过这则日记可以看出:他组织发动民众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心已定,他决心战胜各种困难,投笔从戎,带领师生民众驰骋疆场,走武装救国的道路。马耀南说干就干,他以长山中学为核心,以长山及其周围诸县为基地,开始了组织发动师生和民众进行抗日武装起义的伟大行动。马耀南为了进行“民众武力之促成”,聘请爱国心强又有一定学识水平的人才,到长山中学来任教员。 长山县二区周村镇(今淄博市周村区)油坊街人樊语乡,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七七”事变爆发后,随平津流亡学生队伍回到济南。经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平津流亡学生济南办事处介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马耀南写信邀请樊语乡到长山中学任教。樊语乡素闻马耀南是爱国志士,欣然于9月初到长山中学应聘任教员。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县第七乡(今邹平县韩店镇)旧口村李寿龄,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在校时因勤奋好学进步爱国,很受马耀南器重。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积极参加反日爱国活动,是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七七”事变后,马耀南将其聘为长山中学附属小学教员。 马耀南的学生朱可琨,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毕业于长山中学,富有爱国精神。“七七”事变前夕,马耀南将其聘为长山中学附属小学教员。 为了“民众武力之促成”,马耀南非常重视对师生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在学校,在每星期一第一节课的《国父纪念周》上,马耀南亲自向教员、学生介绍抗日形势,讲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主张,抨击当局对日妥协不战而退的投降行为,号召教员、学生为抗日救国而出力。马耀南组织了 “长山中学抗日救亡宣传队”,安排樊语乡负责“抗日救亡宣传队”的工作。马耀南或亲自率领或指派教员带领宣传队外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除在长山城内和附近农村进行宣传外,还到本县各区公所所在地和较大的集市进行宣传。他们除作时事演讲、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外,还演出自编的话剧、活报剧《铁血青年上前线》、《联合起来为救国而奋斗》等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反映中国军民奋起抗日的节目。 马耀南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把全县各区教师以乡为单位组织成宣传队,到各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在乡村举办了抗日训练班。马耀南主持办起了《抗日快报》。《抗日快报》转载《大公报》等进步报纸的抗日新闻,辑录中外电台播发的抗日消息。油印好后,分发到全县各小学,再由各小学向各村散发。并且,还将该报邮寄给附近各县和省城,对外地的抗日宣传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7.三兄弟谋划拉队伍 马耀南在紧锣密鼓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了组织抗日武装的活动。他首先动员两个弟弟起来抗日,发动他们拉队伍。 马耀南的二弟马晓云,自小喜欢舞拳弄棒。稍长,闲暇时光就拜师访友,习枪练武。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赴天津参加了东北军。由于他机警灵活,训练刻苦,擒拿格斗身手不凡,枪法好,接连被提拔,不到一年就升为营长。期间,他接触来自东北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较多。他们经常向他谈起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暴行。这在马晓云心中播下了仇恨日寇的种子。他希望练就一身好本领将来抗日杀敌。当时,马耀南正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他反复告诫马晓云:军阀是靠不住的,他们想的是打内战争地盘,在军阀部队里不可能实现报国之志。马晓云在大哥的劝说下,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借祖父生病之机,请假返回了故乡,未再返回。后来他当了本村联庄会会长。 三弟马天民,当时在长山城里恒盛栈当掌柜,为人讲究诚信仁义,有正义感,善于待人,交友众多。 8月底的一天晚上,马耀南约马晓云、马天民回到家中,凑到一间僻静的房里,悄悄谈起来。马耀南讲了“七七”事变以来他从报纸和电台广播中了解到的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消息。他指出:日本鬼子来势汹汹,从北往南猖狂进犯。此前,国民党政府忙着打内战,现在,他们也不可能抵挡住日军。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指望他们守住山东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晓云、马天民平日都很敬重大哥。听大哥一讲,他们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他们请大哥说说到底应该怎么办。马耀南果断地说:“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应当组织民众拿起武器,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大哥的话正中晓云下怀,他右拳一举,斩钉截铁地说:“对!誓死不当亡国奴!咱就拉队伍和小鬼子大干一场!” 天民听了两位兄长的话,一拍桌子说:“行!拉队伍,和他们干!” 兄弟三人接着开始仔细商量拉队伍、筹集枪支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分析研究了联络哪些人和从哪些地方筹集枪支等问题。不觉夜尽昼来,鸡叫天明。他们决定分头行动,抓紧开始联络人、筹措枪组织抗日武装。

       8.马耀南走出的一步高棋 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组织即将沦陷城镇的大、中学校迁入内地未沦陷区。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都迁到了西南大后方。是年9月,以何思源为厅长的山东省教育厅,通知全省各中等学校迅速组织师生内迁,并确定鲁北、鲁西各校到单县集合,后又通知到河南许昌集中。历史地、客观地说,省教育厅令学校内迁的初衷,并非破坏抗日,而是为了保存教育实力,使教育适应战时需要。马耀南与何思源有一定的工作交往,对何思源热衷教育事业的思想有所了解,对教育厅通知学校内迁的意义是清楚的。在正常情况下,马耀南也会像其他中学的校长一样,积极组织师生内迁。但是,他组织师生和民众武装抗日的工作已获重大成果,如果学校内迁,这些成果即被毁弃。因此,他接到通知后立即向教育厅呈递了报告,请求允许长山中学暂缓内迁。 长山中学的教职员工队伍当时成分比较复杂,国民党员约占五分之一,其中尚有省里派来的反共顽固分子训育处主任李班亭、童子军教练陆寒波和徐剑飞等。他们对马耀南和师生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颇为了解。为了破坏长山中学的抗日爱国活动,他们一边向国民党长山县政府告密,一边在师生中煽动学校内迁。李班亭、陆寒波、徐剑飞在师生中大力鼓噪:“省里命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一律南迁,学校不能在当地办了。如果南迁,每人分三个月薪水;如果不南迁,就应该分校产拆摊子散伙!”这些反面宣传使一部分不明真相和思想落后的教员学生对马耀南校长不带领师生内迁产生了不满情绪。一天,李班亭、陆寒波、徐剑飞在国民党长山县长和教育科督学的暗地指使下,纠集了一部分所谓学生“代表”,气势汹汹地堵在校长办公室门前围攻马校长。一个学生“代表”首先发难,质问马耀南:“省教育厅三令五申命令学校内迁,你为什么不带领学校内迁﹖”马校长回答说:“日本鬼子侵略我们,我们不能一迁了事。为了维护老师们、同学们和我县父老乡亲的利益,我已向省里呈交了报告,请求准许我们学校不内迁。” 又一名学生“代表”指着马耀南吼道:“你是听国民政府的,还是听共产党的﹖学校不内迁,就得分校产散伙!”马校长回答说:“现在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我现在是在等待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对我的报告的回文。即使学校不内迁,校产也不能分掉,校产是长山全县的财产,谁也不能动!” 在马耀南义正词严答复学生“代表”质问的过程中,聚拢过来的师生越来越多。李班亭、陆寒波、徐剑飞早已凑了上来,为闹事的学生助威。当学生“代表”被驳得理屈词穷时,有人举起胳臂带领受蒙蔽的学生狂喊:“坚决按国民政府命令内迁!”“不内迁就必须分校产!”“将赤化分子赶出长山中学去!”有几名学生竟然冲到马耀南面前无理纠缠。平日被人敬畏的堂堂一校之长马耀南,哪里受得了这气?挥手打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学生“代表”一耳光,在几名进步学生的簇拥下气愤地冲出了人群,走出了校门。李班亭、陆寒波、徐剑飞趁势煽动闹事的学生高喊:“校长打人了!校长打人了!……” 李班亭、陆寒波、徐剑飞十分高兴,认为他们的阴谋得逞了,妄图进一步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不明真相的教员和学生继续大闹,迫使马耀南带领师生内迁和瓜分校产,以彻底破坏马耀南领导的长山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 马耀南径直到了长山南北大街路西的恒盛栈,叫上马天民,一同回到北旺庄家中,又找来马晓云,向他们讲了今天学校发生的事。他分析说:“他们这样闹是有预谋的,目的就是逼我带学校南迁,使前边已进行的抗日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化为泡影。表面上是学生‘代表’闹事,根子却在几个反动教员身上。现在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才能把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兄弟三人具体商定了反击反动教员的方案。

     第二天上午,马晓云和马天民来到长山中学。他们向教导处主任于宪滋先生说:“我们是马校长的弟弟,是马校长派来的代表,请您把要求内迁和分校产的师生‘代表’找来进行谈判。” 学生“代表”很快来了,一部分教员和学生也闻讯凑来,李班亭、陆寒波、徐剑飞也夹在其中。 马晓云站在教导处门前的石阶上,声明说:“我们是马耀南校长派来的代表,代表马校长宣布:一、学校不内迁,谁愿内迁谁自己走,学校不发薪水!二、谁叫你们内迁,你们就向谁要薪水!三、长山中学是长山县的中学,长山中学的校产是长山县的财产,谁也不能分!” 马晓云刚说完,有个学生“代表”指着马晓云和马天民高喊:“把他们赶出去!”一部分人开始往前拥动。马晓云和马天民从腰里掏出了手枪。马晓云手握手枪环视了一下往前拥动的人群,怒吼道:“谁在那里叫唤呀﹖站出来!我马晓云不怕这个!蒋介石见了我还得称我老子,你算老几﹖”想闹事的人全被吓呆了,往后退去。马晓云接着说:“我向你们宣布:李班亭、徐剑飞,还有姓陆的,今天晚上给我离开学校。不走,枪毙!” 李班亭、陆寒波、徐剑飞见势不妙,怕丢了性命,当晚慌忙滚蛋了。赶走了李班亭、陆寒波、徐剑飞,除掉了校内破坏组织抗日武装的三大祸害,但国民党长山县长周逸章并不甘心失败,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招:他召开校董事会,声称因时局不稳,教育经费奇缺,并为防范“异党”煽动学生闹事,拟立即停办长山中学。马耀南在校董事会上据理力争,主张不停办长山中学,周逸章以权压人,利用县长大权强行宣布:“长山中学立即停办。” 在这紧要关头,马耀南毫不退让。他手中握有周逸章徇私舞弊贪污教育经费的把柄,便凭借自己的社会威望,联络了县参议员们去县政府,坚决要求周逸章先结算清楚教育经费,公布于众,然后方可停办长山中学。马耀南安排樊语乡等带领几百名学生赶到县政府门外高呼口号:“我们要读书!”“坚决反对停办长山中学!” “我们要面见周县长!”周逸章自知一结算教育经费就要露马脚,也自知和德高望重的马耀南斗下去不一定能赢。在马耀南、参议员及师生的压力下,只得允许长山中学继续办下去。长山中学这个抗日武装起义的摇篮终于保住了。“这是马耀南同志在武装抗日的准备阶段走出的一步有重大意义的高棋。”

      9.不速之客接踵而至马耀南发动组织抗日队伍的消息不胫而走,由本地传到周围各县,一直传至省城济南。各方人士都深知马耀南的崇高威望和巨大的号召力,料定他组织抗日武装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爱国民众翘首以待,许多热血青年企盼马耀南振臂一呼,随时准备投入到他的抗日部队中去杀敌报国。国民党方面为了扩大他们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也前来笼络马耀南。例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派人前来找马耀南洽谈 “合作抗日”。就连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都向马耀南说,等马耀南拉起队伍时,要给他派个叫李耀亭的人来当司令。马耀南 “对毛泽东同志和我党其他领导人每次发表的讲话,都注意从收音机里收听。凡有文字的报导,他都以先睹为快。他认定国民党领导人所发表的一些讲话,不能给人以奋起抗战的力量,只有共产党人的言论,能鼓舞人心,且能发挥出灯塔的作用。有时他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朋友朗诵一段,并拍案叫绝,其兴高采烈、洋溢钦佩之情,十分动人。这时,马耀南已把找共产党做靠山,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抗战作为行动的指南。”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9月初的一天,两位陌生的中年男子风尘仆仆来到长山中学拜访马耀南。一位叫马立元,字函三,长山八区由家河滩人,任长山八区区长兼联庄会区队长;另一位叫马纯让,字进先,长山八区于张村人,任乡长。说起来他俩都是马耀南的本家,都是马耀南祖籍沟西庄邻村人。论辈份,马函三叫马耀南叔叔。马耀南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是来向马耀南求教的。他们说:“七七”事变后,他们对时局很关心。他们请教马耀南:“如果日本人来了,应该怎么办?” 马耀南说:“我们应当组织起来抗战,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 马函三、马进先又进一步提出:“要拉队伍抗战就得找个靠山。我们应该找谁当靠山?” 马耀南说:“我过去曾经是国民党员,亲眼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不能领导抗战。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决心很大。靠山要找,我尽快去找。我想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当前最急需的是赶快动员组织武装。若是日本人来了,我们可以以长白山为基地打游击。” 马函三、马进先表示愿意听从马耀南的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拉队伍抗战。此后马耀南经常派马天民、樊语乡与他们联系,指导他们组建抗日队伍。几天后,又一位不速之客前来造访。他是两年前马耀南手下的教员林一山。林一山,山东文登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2月,经马耀南的一位老同学介绍,由济南来长山中学找马耀南求职。马耀南聘任他为长山中学附属小学教员。林一山那时粗略地知道,马耀南曾是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天津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地方上很有实力,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他出入无阻,县长待他敬如上宾。林一山多次发现马耀南爱在教室外面悄悄地听教员讲课。他担心自己的抗日爱国反蒋言论被马耀南听到,更怕马耀南作出对他不利的事情。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林一山觉得马耀南不仅没有伤害他的地方,而且对他十分关怀。林一山逐步认识到马耀南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极富爱国心。林一山还发现,马耀南经常阅读兵书,或早或晚,在操场上练武,其中还夹杂着刺杀的动作。林一山在长山中学附属小学任教半年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而离开了长山,一晃就是两年。这次林一山到长山中学来,负有特殊而重要的使命。

      “七七”事变后二十余天,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平、津大批流亡学生组队南撤。林一山系流亡学生之一,于八月中旬到达济南,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了联系,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山东省委最初欲派他负责与冯玉祥的前线总指挥部联系,开展统战工作。不久,因形势变化,又拟派他去恢复胶东特委。就在林一山将要离开济南去胶东之时,省委制定了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但没有找到在鲁北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中心点。省委书记黎玉找到林一山说:“发动敌后游击战,鲁北还没有中心点,你能不能找一个?”林一山立即想到了马耀南。他认为:马耀南是当地名流,品质好,有爱国心。如今国难当头,争取他出来抗日还是很有可能的。林一山对黎玉说:“可以到长山县去找找马耀南。”黎玉当即派林一山先到长山中学拜访马耀南。 正在积极组织抗日武装、竭力招纳抗日人才的马耀南,见林一山到来非常高兴。马耀南毫不隐瞒地谈自己的抗战计划,对林一山说:“鬼子来了,我就拉队伍上南山打游击。”并告诉林一山,他已掌握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武器。林一山对马耀南的话十分相信。因为他知道,马耀南是社会名流,他的学生遍布附近好几个县,这一带有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学校——乡农学校,部分乡农学校是听马耀南的话的,乡农学校都有枪。马耀南还亲自领林一山出城去农村看了他办的抗日训练班,到乡下去看过枪支。上述事实充分证明:马耀南富有强烈的爱国心,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共产党人未来“争取”他抗日之前,他就已按照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林一山为了圆满完成中共山东省委交给他的寻找鲁北发动敌后游击战中心点的任务,在长山中学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他向马耀南“讲述了国内外形势,如何组织抗日武装和斗争的方针战略,还给了他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并介绍他参加了‘民先’组织。” 交待了和山东“民先”队负责人的联系方法。 马耀南凭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天津北洋大学和共产党人一起组织学生爱国运动、发动工人开展爱国斗争的经验和敏锐的政治嗅觉,联系两年前林一山在他手下任教员时的表现,再想想林一山此次来与他交谈的内容,已经猜测出林一山的真实政治身份是共产党员。他打谱请林一山留下一块组织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当林一山向马耀南提出要离开时,他坚决不让他走。恳切地说:“咱们是干什么的﹖谁还不知道谁!我也干过秘密工作,你的身份我看出来了。你留在这里,咱们共同抗日。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马耀南在已经猜透林一山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如此坚持挽留林一山和他一块抗日,说明了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真诚地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以挽救民族危亡。林一山惦记着中共山东省委交给他的去胶东的任务,只得对马耀南说:“我另有事,必须得走。我另给你介绍个人。”马耀南仍然坚持说:“那不行,我就要你。”一个要走,一个要留,争持不下。在天津做过地下工作的马耀南冷静了一下,想:林一山这次是来做地下工作的,做地下工作自然有做地下工作的纪律,他肯定身不由己,确实不能留下。于是主动让步说:“你要介绍别人也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像你这样有能力;第二必须是大学生。” 林一山想:平、津流亡济南的大学生中党员500多人,满足马耀南提出的条件并不难。便满口答应了马耀南的要求,离开长山中学返回济南复命。林一山向省委书记黎玉回报了马耀南已经着手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正式建议把马耀南为校长的长山中学做为鲁北发动抗日游击战的中心点。省委接受了林一山的建议。林一山同时向黎玉谈了他答应给马耀南介绍个人到长山中学去任教员的事,并说明了马耀南提出的两个条件。黎玉听了后有些为难地说:眼下可派的大学生中,是党员的没有多少工作经验,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又不是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决定:过段时间,让毕业于山东第一乡村师范的姚仲明假充大学生,到长山中学去任教员。

       10.请省“民先”介绍教员马耀南送林一山离开长山中学后,盼望着林一山给他介绍的人早些到来。等了一段时间,不见有人来。由于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心切,便直接前往济南,按林一山交代的与“民先队”领导接头的方法,以林一山发展的“民先”队员的身份,找到了民先队山东省队部队长孙陶林。他对孙陶林说:“哀莫大于心死,苦莫过于国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要尽一切力量在长山中学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力量。”马耀南提出,林一山曾答应给他介绍个人到长山中学任教,但林一山已经走了,很难再联系上他。他请“民先”给他介绍一个有抗日爱国心、有能力的大学生到长山中学当教员,帮助他组织抗日武装。孙陶林对马耀南前来请 “民先”给他介绍教员的事非常重视,便抓紧与省委联系。省委书记黎玉指示孙陶林:通知姚仲明,让姚仲明假称是大学生,前往应聘。10月底,姚仲明到达长山中学。马耀南聘任其为国文教员。由于保密的原因,孙陶林未将姚仲明的共产党员身份告知马耀南,姚仲明本人也未向马耀南透露,马耀南也不加探问。但马耀南猜想,姚仲明应该是共产党员,所以处处注意保护他,为姚仲明在长山中学立足创造了有利条件。马耀南主动抽时间和姚仲明单独交谈。他向姚仲明介绍了学校的形势,点明了师生中哪些人是抗日爱国的坚定分子,哪些人是破坏抗日爱国活动的顽固分子,提醒他分清敌友提高警惕。他详细介绍了学校前段开展救亡活动的情况,并表示下一步准备再请省“民先”给他介绍个懂军事知识的大学生来任教,以待正式拉起队伍时能训练部队、指挥作战。马耀南为了让姚仲明更多地接近民众,了解情况,特意派姚仲明跟随在本校任教的北大流亡学生樊语乡带领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下乡宣传。姚仲明向马耀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政策方针,表示愿意帮助马耀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姚仲明到长山中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回省委汇报情况,省委机关已转移至泰安。他找到留守济南的省委宣传部长林浩,汇报了马耀南在长山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并提出了马耀南请省“民先”给他介绍个懂军事知识的大学生到长山中学任教员的问题。懂军事知识的大学生哪里去找?林浩决定,派刚从延安来到山东的曾担任过红军团长的廖容标,化名廖之秀,假充是北平大学体育系的学生,前往长山中学应聘体育教员。同时,派在鲁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共产党员赵明新也假充大学生,同时前往长山中学应聘国文教员。马耀南聘赵明新为国文教员,兼任历史课;聘廖之秀为体育教员。马耀南出于对省“民先”的信任,对省“民先”介绍来的这两位教员的大学生身份毫未怀疑。但是,未过几天,廖容标就露了馅。原来,赵明新系北平艺文中学肄业生,学生时期酷爱文学写作,阅读了许多书刊,为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创办的刊物和其他报纸写过一些文章,得到一定锻炼,装做大学生教初中课还能抵挡一气。但廖容标就不行了,他仅上过一两年私塾,除了懂步伐训练外,其他体育项目一概不行,特别是球类运动,更是一窍不通。他上体育课只得光教立正、稍息、齐步、正步、跑步和卧倒、匍匐前进之类的内容,这引起了喜爱球类运动的师生的不满。有次学生们打篮球十缺一,拉他上场凑数,他硬着头皮上了场。为了不让别人抢去他接在手里的球,竟然抱着球跑了起来。场上球员和场外围观的师生一片哗然:“马校长新聘任的体育老师不懂起码的篮球规则,打篮球抱着篮球跑!”此事即刻传为笑谈。马耀南听到后大为惊诧,对廖容标的大学生身份产生了怀疑。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每周的课程表须经校长审批后方可执行。马耀南为了考察廖容标的真实文化水平,在审批下一周的课程表时,将廖容标的一节体育课批注为“课堂讲授”。廖容标一见课程表慌了手脚,忙找姚仲明商量对策。姚仲明认为:现在还不应该向马耀南透露廖容标的身份,而应该尽量糊弄过这一关去。就让赵明新趁星期天帮廖容标备了一整天课。上课时,廖容标用他那江西腔把准备的所有内容都讲完了时,距离下课铃响还有一大段时间。他站在讲台上没啥再讲,十分尴尬。恰巧学生们嫌他讲得太快,请他在黑板上写出要点记笔记。他只得拿起从未拿过的粉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多字,不但字体大小不一,而且歪歪扭扭,其中还夹杂着只在红军中才用的不规范的所谓简体字。学生们一看都瞪大了惊奇的眼睛。马耀南整堂课都站在教室外面静听,还透过窗玻璃看到了廖容标写在黑板上的字。他想:托姚仲明请省“民先”介绍来的这位大学生,纯粹是冒牌的,一定另有来历,姚仲明对我有所隐瞒。他直接找到姚仲明问:“廖之秀先生究竟是干什么的?”姚仲明觉得到了非说部分真话不可的时候了,便说:“我们是自己人,把话说明白吧!廖之秀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过去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这次是为了抗日来到山东的。”马耀南听了不但没有责怪姚仲明,而且十分惊喜,当晚即约廖容标到他房间里单独谈话。马耀南和廖容标进行了半夜长谈。廖容标向他谈了自己的经历、红军的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当马耀南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时,他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马耀南向廖容标谈了自己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目的和计划,表示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愿意和廖容标他们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廖容标抱着篮球跑引起的这场风波,使廖容标、姚仲明、赵新明的身份在马耀南面前处于半公开状态。虽然他们仍然不向他透露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但马耀南已经认定他们就是共产党员了。他确信共产党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和他一起从事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了,他可以从他们这里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了,心中非常高兴。他更加注意保护他们的安全。自此,双方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们四个人商定:为了将长山中学抗日武装起义工作搞得更快更好,抽机会一起学习讨论抗日救国问题,共商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大计。他们共同学习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山东省委的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明确了:在韩复榘的军队开始撤退或溃散、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是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起义部队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他们还就长山中学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12月份,又一位不速之客来到长山中学。他叫周次温,共产党员,和姚仲明在济南国民党看守所坐狱时相识,在韩复榘释放政治犯时与姚仲明同时获释。他出狱后,怀着抗日救国热情找到坐狱时党与他的联系人──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景晓村。省委先是让他回家乡安丘县开展抗日工作,后来又通知他去泰安。他取道济南,南去的火车非常拥挤,连车顶上都是人,难以成行,便东来长山找姚仲明。姚仲明将他介绍给马耀南,马耀南表示欢迎,聘任他为长山中学教员。这样以来,周次温有了可靠的从事抗日工作的落脚地,马耀南又多了一个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助手。

     11.抗日烽火即将点燃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山东省。按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战略部署,山东系第五战区辖地,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副司令长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0月3日,日寇占领德州,自知并非蒋介石嫡系、统治山东8年的军阀韩复榘为了保存个人实力,不战而退,消极地撤到徒骇河南岸,背靠黄河。李宗仁亲赴济南召开军事会议,严令韩部在黄河两岸设置重防,不让日军渡过黄河天堑。韩复榘却不顾国家安危,旋即令其所部撤至黄河以南。是年12月初,日寇继续南侵。马耀南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协助下,快马加鞭地进行着。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更加紧了对马耀南及长山中学抗日活动的监视,形势严峻险恶。马耀南抗日救国心切,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了联络长山、邹平、桓台、临淄各县的抗日力量,培养一批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他总结前段在农村办抗日训练班的经验,在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的支持帮助下,决定举办一次为期两周的“长山中学抗日游击训练班”。长山中学以往举办过以扫除文盲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民众夜校”。

     为了遮掩顽固分子的耳目,马耀南将“抗日游击训练班”命名为“长山中学民众夜校”,他兼任“民众夜校”校长。为了保护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周次温及学员的安全,他直接负责“民众夜校”的对外联络、安全保卫、学员食宿等项工作。课程安排为:廖容标主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姚仲明主讲目前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赵明新主讲宣传组织发动民众抗日救国运动问题。马耀南对他们说:“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来找麻烦,由我顶着,你们就放手干吧!” 马耀南担任校长的“民众夜校”招收学员的消息一经传出,长山、邹平、桓台等县报名的青年学生、小学教师、农民群众迅即到达60余人。马耀南特意将训练班教室安排在一幢比较僻静、人员便于疏散的房子里,并组织了四个保卫小组,日夜巡逻警戒。开学第一天,首先举行了开学典礼。马耀南以校长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讲述了国家目前局势,阐明了举办这次训练班的宗旨和意义,赞扬了学员们踊跃前来参加学习的爱国热情,号召学员们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认真学习抗日游击作战本领,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而努力!开课后,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如饥似渴地积极学习。抗日游击训练班的活动虽然十分谨慎,但还是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一天傍晚,县长亲自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便衣特务突然来到学校,名义上是拜会马耀南,实际上是前来搜捕训练班学员。马耀南机智地将县长一伙请进办公室品茗叙话,让学员们趁机疏散转移。县长一伙一无所获,悻悻而回。在马耀南的精心安排下,为期两周的抗日游击训练班圆满结束,为正式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培养了骨干。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2月17日,日寇的7架飞机轰炸了长山县胶济线上的周村镇。战争的阴霾笼罩了整个长山县境。严峻的形势使长山中学师生的抗日武装起义准备工作转入收官阶段。有关正式举行武装起义的一些具体安排,成为马耀南和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周次温商谈的主要问题。其中之一是将起义师生拉到哪里去的问题。马耀南主张:将起义师生拉到长山八区长白山一带。长白山脉,地跨长山、章丘、邹平诸县,长约30余公里,宽约10余公里,总面积近 200平方公里。峰峦连绵起伏,沟壑纵横,有大小山头317座。其中海拔500米以上的18座,海拔200米以上的近200座,最高峰玉皇顶海拔 829.6米,是仅次于泰山的山东第二高峰。这里民性强悍,民众抗日救国心切,又有表示愿意加入起义队伍的长山八区区长马函三为首的联庄会接应。此地又是马耀南祖籍所在地,马耀南的本家族的人很多,这就为解决起义部队吃饭、住宿、武器等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姚仲明、廖容标主张:将起义师生拉到长山九区铁山一带。铁山,位于太平村和中埠村之间,长、宽都在3公里左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最高峰海拔254.6米。虽然姚仲明、廖容标尚未到过这里,但赵明新来到长山中学任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曾利用星期天到这一带做过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与当地部分民先队员取得了联系。这里还有刚建立不久的中共花山党支部,群众基础好。 由于双方看待上述两个地区的侧重点不同,意见暂时未能统一起来。马耀南很谨慎,曾亲自到铁山一带考察,始终觉得不如白云山一带稳妥。 刚进入12月下旬,各种迹象表明:日寇将要进一步南侵,时任国民党长山县长的魏明国已准备逃跑。对时局有清醒认识的马耀南认为起义的时机即将成熟了,就找到姚仲明说:“国民党军政人员即将逃离长山,日本人尚未来到,我们抓紧准备带领起义师生正式举行武装起义。”就在马耀南来找姚仲明说这番话之前,姚仲明也正要去见马耀南。原来,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昨晚举行了党小组会议,同样也认识到,起义的时机就要到来了。党小组讨论研究决定:只待国民党部队撤离长山县境,就把起义师生拉到长山九区铁山下的卫固村一带,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番号,由马耀南任司令员,廖容标任副司令员 ,姚仲明任政治委员 。还决定,由姚仲明就上述事项找马耀南商谈,征求马耀南的意见。姚仲明晚了一步,马耀南倒先找他来了。 姚仲明听完马耀南的话,当即表示赞同,又向马耀南谈了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那几项事。马耀南虽然此前曾对起义地点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对姚仲明提出的意见表示同意,并考虑准备采取些补救措施,以备在长山九区不好坚持时,及时向长山八区转移。通过马耀南和姚仲明代表党小组的这次谈话,起义部队的去向、番号和领导人就这样定下来了。

                                                                               四 义旗高举杀顽敌

    1.起义部队奔赴长山县九区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2月23日夜,日寇炮轰黄河南岸齐东县中国部队防地。韩复榘奉行逃跑主义路线,令其守军连夜撤退。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渡过黄河,分兵数路南犯。其中一路踏过齐东县直扑长山,杀向周村。 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正逢长山大集。早晨,日寇的两架飞机飞临长山城,从东南方向飞向西北。绕了一圈后,又从东南方向飞来。临近城东南角时,轰鸣着俯冲下来,低得几乎扫着房顶和树梢,突然连续投弹。一枚在城墙外爆炸,一对推着手推车前来赶集卖布的孪生兄弟,其中一个被炸死,一条被炸飞的腿挂在树枝上往下滴血;一枚在长山中学外爆炸,一陈姓人家的房屋被炸坍,一妇女被炸死,爆炸的声浪将长山中学校门上悬挂的“教育救国”的匾额震落在地,将有些教室的门窗玻璃震碎;一枚在县政府县长太太卧室旁爆炸,炸出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大坑……敌机继续绕圈轰炸,先后投弹12枚。整个长山沉浸在惊恐、哭喊、慌乱之中。早已料到日军不久即将进犯长山的马耀南,一边快步穿行于办公室、教室之间,指挥教员们安排学生隐蔽和疏散,一边将姚仲明、廖容标找来,果断地商定:趁国民党军刚刚撤退、日本鬼子尚未到达这一时机,将参加抗日起义的教员和学生拉到长山九区。并决定派王涛、房允山、宋希禄等几名学生留守长山,与今天不能出发的师生进行联络。马耀南将上述决定通知了附属小学教师李寿龄、朱可琨等,让他们告知有关人员。同时安排人以学校名义写了一则通告贴到校内墙上,其中心内容是:日寇已侵入我家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师们、同学们,誓死不当亡国奴,武装起义打鬼了去!愿意参加抗日武装者,抓紧报名,准备出发。马耀南把校内之事安排停当,请一位校工将在附属小学上学的女儿马醒华和马天民之子马立功送到距学校不远的长山南关马天民的夫人娘家,约姚仲明、廖容标到文庙开会,具体讨论研究带领师生起义急需解决的有关问题。当马耀南提出自己先回家筹备部分钱和武器,再到长山八区做些联络工作,晚两天去长山九区,请姚仲明、廖容标带领起义师生先走时,姚仲明、廖容标提出:希望马耀南校长今晚亲自带领师生上长山九区。 马耀南向姚仲明、廖容标解释说:他很愿意今天晚上和大家一块上长山九区,但有几件事必须留下来先办办。第一件事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需筹集部分粮款解决起义部队吃饭问题;第二件事是和马函三、樊语乡、马晓云、马天民联系,安排他们抓紧拉起队伍,策应长山中学起义师生。 姚仲明、廖容标听马耀南讲得很有道理,便同意了马耀南的安排,恳切地说:“我们希望您尽快与我们会合。” 文庙会议结束后,他们抓紧回到学校组织师生报名。对未征求过家长意见的报名者,嘱咐其快回家先征得家长同意后再走;对年龄过小的报名者,劝其回家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等年龄大些再参加抗日队伍;对已获准参加者,让他们抓紧准备行装待命。晚上,60多名长山中学起义师生陆续集中到长山城南三里地外的南神坛村西朱家墓田。这个墓田很大,高大的苍松翠柏下,碑碣林立,坟头密集,便于隐蔽。在这里,宣布了出发的目的地和行军途中的注意事项。并向师生特别说明,马耀南校长因为筹备起义武装所急需的粮饷、武器和联络其他地区的抗日武装人员,今天暂不和大家一起出发,待所办事毕,立即去和大家会合。这支抗日武装起义部队,由此迈出了驰骋疆场的第一步,在夜色中雄纠纠气昂昂地向长山县九区(今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卫固镇)铁山脚下的卫固村进发了。

    12月24日晚上,应看做是长山中学抗日武装起义的时间;南神坛村朱家墓田,应看做是长山中学抗日武装起义的地点。姚仲明、廖容标带领长山中学起义队伍奔赴长山九区,遇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困难。遇到的一大困难是:“驻地难,群众害怕,不愿给开寨门” 。起义部队行军50余里到达了目的地卫固村头,见到的不是热烈欢迎的人群,而是架在围墙上充满杀气的抬枪、土炮。守卫围墙的联庄会武装人员随时准备开火,不准起义师生进入村中。迫不得已,折转向南,进了铁山西边的太平村。遇到的另一大困难是:“行军难,联庄会夜间常常开土炮以防我接近其村庄,有时给我夜行军造成阻碍。” 又一天,姚仲明、廖容标带领部队趁雪夜前往桓台县二区(今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曹村。走到距曹村只有几百公尺的时候,村子里突然响起紧急的锣声,紧接着,土枪乒乒嘭嘭地朝起义师生射来。起义部队被迫后撤,退到距曹村较远的雪野中停下。廖容标见战士们严寒难耐,先是指挥他们分组靠在一起将棉被盖在头上遮挡风雪,后又叫他们两人一对,互相做“背人”游戏,依靠这种活动取暖来抵御风寒。好不容易熬过一夜。 遇到的又一大困难是:“部队吃饭难,群众不愿意给送给养。” 起义队伍来到太平庄的第一天,姚仲明一大早就“带着宣传队,请村里的闾长领着到各家各户劝募早饭。他们跑遍全村,募来一些糠菜窝窝和玉米饼,数量还不够一半人吃饱肚子。” 又过了两天,劝募给养更加困难,“募来的干粮,又少又孬,一天两顿只能吃个半饱。”第三餐,一点吃的没有,只能饿肚子。“因生活困难,学习军事的情绪大受影响。有个别的青年,在困难面前动摇了。” 遇到的再一大困难是:“没有武器。”这伙已经武装起义的战士,既无武器可拿,又无军装可换,仍旧穿着在学校时的长衫。他们不被叫做游击队,而“被叫做‘大褂子队’”。之后,“只好动员学生回家去向亲友筹集,费了好大劲,才搞到了3枝破枪,几把大刀长矛。” 面对上述情况,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抓紧了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加强了对驻地各村的宣传工作,虽有收效,但不能真正解决部队所遇到的实际困难问题。而且,在坏人挑动下,卫固村街上站上了岗,不让起义部队的宣传队去宣传了。这让他们十分焦急。

     2.马耀南忙碌的两天 12月24日,马耀南在朱家墓田送走了前往长山九区的起义队伍后,骑着自行车赶回北旺庄,到家时天已很晚。马耀南拜见了母亲后仓促地吃了点饭,和晓云、天民单独凑在一起谈了起来。马耀南说:“日本鬼子的飞机今天早晨轰炸了长山,看来很快就会占领这一带。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长山中学60多名教员和学生已经起义出发到长山九区。我回来看看你们和马函三拉队伍的情况,安排安排,接着就去九区。” 晓云已经组织好了以自己家护院队为基础的一支队伍,天民已经组织好了一支以长山一区芽庄为主体的一支队伍,另外还有几支队伍也联络发动得有了眉目。 马耀南指示他们:“先把组织好的两支队伍拉到长山八区去,与马函三的部队靠拢。如果长山九区的起义部队在那里不好立足,就转移到八区。你们要做好接应他们的准备。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咱现在就得去打游击跟他们拼了。” 第二天吃罢早饭,马耀南急急忙忙奔向长山八区,到于张庄找到马进先。马耀南对马进先说:“长山城已被敌人炸啦,部分学生和教员暂时先到九区卫固镇一带,由廖容标、姚仲明老师带着。我今天到这里来看看队伍组织得如何,现在在长山九区的学生和老师转移到这里来住行不行。” 马进先去找了马函三来。马函三说:以区中队为核心的抗日队伍已经组织好了,听从您的统一指挥。起义师生转移来八区,吃、住都没有问题。马耀南听了很高兴,嘱咐他们随时准备接应现在九区的起义部队。诸事商量停当,天色已晚。马耀南在马进先家的南屋里住了一夜。 12月26日,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周村。这天早晨,马耀南告别了马函三和马进先,辗转绕过周村,回到了北旺庄家中。马氏三兄弟又就拉队伍、筹粮、筹枪和上山打游击的事进一步进行了研究。 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马耀南动员家里人捐助了一部分钱。马晓云将前段筹集到的三支手枪交给了大哥。 这天,马耀南做了两项上战场的准备──一是请在马家专门负责种菜园子的雇工安海鲁给他理发,去掉了留了多年与他那端庄英俊的脸庞特别匹配的偏背头,剃成了光头 。二是向本村一户姓周的财主买了一匹马。马耀南家本来养有两匹枣红马,加上这匹,三兄弟各有了一匹战马。这充分表明了他带领两个弟弟率起义部队奔赴疆场与敌拼杀的坚强决心。 这天晚上,也就是日本鬼子占领周村的第一个晚上,马耀南就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的北旺庄北大庙前召开了民众大会。他向父老乡亲们讲了当前的局势,痛斥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号召父老乡亲们行动起来,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当时就有人报名跟他一块去打鬼子。这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子先后共20余人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会后,马耀南和晓云、天民一块到了母亲房里,向母亲禀告: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们将离家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去。他们请母亲保重身体,并请母亲在局势危机时安排家中的女人、孩子,换姓改名分散躲避到亲戚家去。 母亲安氏自然舍不得亲骨肉离去,但她以国家为重,说:“咱不当亡国奴。你们放心地去吧。”她把自已多年来积攒的私房钱给了马耀南,让他带给部队用。 耀南、晓云、天民三兄弟忙着研究带领部队上战场打鬼子的事,三位夫人在各自房里翻箱倒柜整理东西,哪些准备外出带走,哪些准备留下或藏到什么地方,衣物细软,大包小包,分门别类,忙得不可开交。

     3.“马校长真是有威望有办法” 12月27日早晨,马耀南司令告别了家人,直奔长山九区,去和两天来他一直惦念着的起义的教员和学生们会合。马晓云、马天民按马司令指示离家带队伍开赴长白山。 中午,马耀南司令来到了长山九区铁山西边的太平庄。今天的战士——两天前的学生们一见到他,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马校长来了!马校长来了!”恭恭敬敬地向他行鞠躬礼。他们接过马耀南的行李,簇拥着他走进司令部。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见马耀南司令到来,高兴地说:“我们会师了!会师了!” 马耀南首先向姚仲明、廖容标、赵新明谈了西边起义队伍的情况。告诉他们:马晓云、马天民今天带队伍去长山八区长白山与马函三会合,三部共拥有200多人、枪。 至此,马耀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地下共产党人的支持协助下所组织发动的这次抗日武装起义,已呈两翼齐飞之势──起义部队西据长白山,东占黑铁山。两地的队伍都同是这支抗日武装起义部队的组成部分。 马耀南向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了解了部队来到太平庄这两天的情况,感到形势有些严重。他对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说:“没有足够的饭吃怎么训练、行军、打仗?饭一顿不吃不行,先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武器也要尽快设法筹集;卫固村的顽固分子,我去教训教训他们。” 马耀南司令拿出他带来的500块现大洋和三支手枪。现大洋交给部队用于军需;三支手枪,一支发给廖容标,一支发给赵明新,一支自己佩带。 500块现大洋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那时,一个中学生在校的生活费只需3元左右。如果这500块现大洋单纯用在起义师生吃饭上,以每人每月3元计算,足可以吃两个半月。3支手枪看起来不多,但使这支起义部队的枪支总数翻了一番。 两天多来为募集给养忙得不可开交的姚仲明说:“马校长这500块大洋是咱们最大的财富!”廖容标、赵明新手拿马耀南给的手枪高兴得合不拢嘴。 空发议论是没有用的。人们可以掂量一下:马耀南迟来长山九区这两天所做的工作,马耀南及其亲属捐给起义部队的这些钱物,对这支起义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到底有多大作用。 当晚,马耀南司令和姚仲明政委、廖容标副司令讨论研究决定:由马耀南司令出面,邀请当地绅士、名流举行座谈会,争取民众的支援帮助。 经过短暂的筹备,座谈会在卫固村召开。铁山周边桓台、临淄、长山、益都几县接到马司令邀请信的人纷纷前来。原来派人在卫固村站上岗不准起义部队宣传队前去宣传的人,听说马耀南要来召开会议,早已退避三舍。 马耀南司令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请诸位帮忙。前几天日本鬼子轰炸了长山城,接着占领了长山、桓台、邹平、周村、张店,现在,济南也已失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长山中学起义的老师们和同学们不甘心当亡国奴,决心打鬼子。但是无从得到军饷和武器装备。既缺吃的,又缺枪支弹药。来到这里,只有仰仗诸位及父老乡亲们支援。请诸位,并请诸位转请父老乡亲们,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对起义师生给予支援。在下我不胜感激。 到会人士纷纷表示:马校长和老师们、学生们的爱国壮举令人敬佩。我们理应支援。请马校长放心,我们绝不会让起义部队饿着肚子去训练、去打仗。 当场,马耀南司令带头捐了一部分钱、粮,其他人也都认捐了一些钱或物。更可喜的是,商定了一个解决起义部队给养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即:实行“富户捐献,一般户酌情摊派”的办法,根据起义部队人数,估算出每天每餐所需的给养数量,分配到各村,由各村分头敛集起来,直接送到起义部队驻地。 会议之后,各村百姓天天按时依照摊派的任务为部队送给养。部队不但吃得饱了,而且吃得好了。战士们的情绪随之稳定了,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斗志更加昂扬。部队的军事训练进行得越来越好了,军民关系也越来越融洽。马校长到来之前曾受了两天多饥饿的起义师生说:“马校长真是有威望有办法。”

     4.首战长山浪淘沙马耀南司令到达太平村后,长山县保安大队长张殿臣率领其部属200多人前来参加起义部队。这是长山中学师生起义后,前来加入起义队伍的第一支武装。长山县保安大队原本是国民政府当局的地方武装。“七七”事变后,马耀南曾几次联络张殿臣,向他讲解抗战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他届时加入到长山中学抗日武装起义队伍中来,共同抵抗日寇侵略。张殿臣原也答应过这样做。日寇飞机轰炸长山那天,张殿臣遵照当局命令随同县政府机关南撤,中途率部返回。他听说马耀南带领的起义师生早已到了铁山脚下的太平村,便率部前来会合。 起义之初,“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这个名称是个总体番号,是个框架。长山中学60余名起义师生组成的这支小部队,是这个总体番号下的第一支部队,当时叫做“长山县抗日游击队”。 长山县保安大队的到来,使起义部队扩大到300余人,有了200多条枪,彻底改变了起义部队武器严重缺乏的局面。部队人数多了,编制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长山中学起义师生与原长山县保安大队“合编为‘抗日游击大队’” ,下辖三个中队。大队长由张殿臣担任。他的原班人马编为第一中队、第二中队,中队长由原保安大队的人担任;原长山中学起义师生编为第三中队,中队长由廖容标兼任。 “为充分发挥马耀南校长在当地威望高的作用及团结前来投靠的长山县大队和某些地方势力,决定成立抗日救国第五军临时行动委员会。马耀南任主任,姚仲明任副主任,廖容标、赵明新、张殿臣为委员,规定五军的一切对外活动,均由‘临时行动委员会’商定” 。这就更加明确了马耀南在这支起义部队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马耀南司令考虑到:组织武装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这300多人的队伍,如果光吃饭不打仗,时间长了,就有可能失去百姓的支援。再者,日寇来势凶猛,其不可战胜的神话尚有一定市场,因此,只有起义部队能打胜仗消灭敌人,才能鼓舞军民的斗志,才能增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才能使部队进一步巩固壮大。 马耀南司令分析认为:日伪军占据长山城尚不足半月,立足未稳,日军人数了了,而且夜间集中驻扎在紧靠铁路线的周村,长山城只有少数伪军把守。因此,把长山城伪军作为起义部队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的。马耀南司令先把攻打长山城的想法向有战斗经验的廖容标单独谈了一下,廖容标非常同意。然后,召开了“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由廖容标精选30名战士,夜袭长山城。身为“临时行动委员会”委员的张殿臣,虽然在会议上支持马耀南司令攻打长山城的建议,但他瞧不起廖容标。躲在屋里赌咒说:真要能把长山城打开,他就让廖容标当大队长,情愿给廖容标当警卫员。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月8日,30名战士化装成农民,于天黑前赶到长山城北的一个小村子隐蔽下来。夜深后,绕至城东北角一个城墙缺口处竖上梯子,攀梯越墙潜入城内。一枪未发就缴了住在文庙内的维持会人员的枪械,俘虏敌人30余名,缴获步枪17支和弹药一宗。 廖容标率兵战长山的胜利,激起了张殿臣的忌妒心理。他亲自带兵二次攻打长山城。夜间到达长山城郊,经侦察发现伪军因上次惨败加强了防守,只得回撤。回撤途中,张殿臣和部分士兵趁夜色逃散。为了纯洁起义队伍,马耀南司令下令对张殿臣的部队进行了整编。愿离开部队的,发给路费,留下枪支;愿意留在起义部队的,继续干。原由长山中学起义师生组成的第三中队仍然保留,中队长仍由廖容标兼任。一、二中队撤销,愿留人员并入三中队。此后不久,经赵明新、周次温联络,淄川县九区(今淄博市张店区车站办事处)洪沟村一带的一支工人武装,也来参加起义部队,被编为第四中队,中队长高光宇,指导员孟金山;桓台县二区(今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曹村一带的一支农民武装编为第五中队,中队长周立浩。至此,部队有三、四百人了。为了壮大声势,鼓舞群众斗志,遂将“长山县抗日游击大队”改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独立团” 。

     5.兵民是胜利之本 部队改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独立团”之后,随司令部一起行动的只有第三中队和第四中队,第五中队仍在原地区活动。虽然比起刚起义时人员增多了,武器增加了,但力量仍很薄弱。这时,被日伪军占据的金岭镇、湖田、张店、马尚、桓台、索镇、临淄等城镇,距太平庄近者10余里,远者三、四十里,太平庄一带实际已处于日伪军四面包围之中。加之,铁山既不高又不大,海拔只有254.6米,面积仅约10平方公里,部队回旋余地不大。如果驻扎时间过长,既易被敌人发现遭遇不测,又会过多地加重民众供应军需的负担。马耀南司令和姚仲明政委、廖容标副司令及赵明新主任研究决定:起义部队进行战略转移,挺进长山县西南部山区,与马函三、马晓云、马天民会合,建立长白山抗日根据地。当时起义部队的基本成分是未着曾受过军事训练尚缺乏较高的政治素养的土生土长的农民,虽有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革命爱国热情,但家乡观念较重,由淄川九区人员组成的第四中队不愿远离家乡西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令部决定:第四中队回张店铁路南活动;第五中队仍在曹村一带活动;第三中队随司令部西进。西去部队正欲转移之时,起义之初被派往长山六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长山中学附小教员、共产党员李寿龄带来情报说,日军汽艇经常在小清河里往返于济南与羊角沟之间,经过长山六区北部的韩家套一带。 马耀南、廖容标、姚仲明研究作出新的部署:兵分三路,分头行动。由马耀南司令带领部分人员去长山八区,做好迎接起义部队前去会师的给养、住房准备;由政治部主任赵明新和周次温带领女战士高慧芝、王一芝留在太平庄一带保持和四、五中队的联络,并继续发动群众;由副司令廖容标与政委姚仲明带领40余名战士前往长山六区,与当地军民配合偷袭日寇汽艇,待战斗结束后开往长山八区。 马耀南司令带领部分人马先行开赴长山县八区。夜行晓宿,来到了沟西庄,住在了村东头路北马氏家庙里。这个村子是马司令的祖籍,百分之九十的住户姓马。他首先以马氏后人身份,拜会了沟西庄德高望重的马氏族长马笃恒,请其对部队给予帮助。论辈份,马司令称马笃恒族长为七叔。马族长对马司令说:“你这是来到老家了,你当抗日司令是咱马家的荣耀,一切尽管放心。”马族长组织发动村民大力支援部队,部队吃、住无忧。马司令安排马函三、马进先抓紧做好迎接姚政委、廖副司令率兵到来的准备, 1月18日,姚仲明、廖容标率兵来到长山六区小清河南岸的韩家套村,并和小清河北岸的韩子衡取得了联系,决定两军联合作战,袭击日寇汽艇,并选定安家庄河道狭窄处作为伏击地点。 韩子衡,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生,长山县六区(今高青县花沟镇)陶唐口村人。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长山中学毕业返乡,参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长山六区区中队。“七七”事变爆发,他和志同道合的好友发动民众抗日。期间,马耀南曾亲自前来找韩子衡进行联络,研究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问题。日寇侵占长山前夕,国民党党政官员纷纷逃跑,不久,韩子衡被推举为长山六区区长兼区中队长,他又组织了武装自卫团和联庄会。

      1月19日拂晓,韩子衡带领长山六区区中队和武装自卫团埋伏在小清河北岸,廖容标率领抗日救国军独立团人员埋伏在小清河南岸。对日寇满怀仇恨的船工献出了两只双桅船,将两船横连在小清河河面上,挡住了日寇汽艇的通道。李寿龄领姚仲明到韩家套村,动员村民为部队准备给养。 一艘日寇汽艇终于驶入了两军设好的伏击圈。廖容标一声令下,两岸枪声齐发,手榴弹扔了过去。汽艇很快被打坏。有的鬼子跳下汽艇游向北岸,被埋伏在那边的韩子衡的战士击毙。剩下的敌人躲进了船舱。尽管我们密集射击,可是步枪子弹打不透汽艇的舱壁,汽艇内的敌人却拚命地还击,造成了我们战士的伤亡。班长张玉轲中弹牺牲。张玉珂,这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第一位烈士。这时,如果贸然冲向汽艇,难免会有更大伤亡。在这紧急关头,韩子衡领导下的安家庄联庄会的人员抬来两门土炮。一位老农冒死前来安装火药,点燃火炮。轰轰几声巨响,锅铁、耙齿、铁砂子,像无数火龙,飞向敌人的汽艇。敌人的汽艇被打穿了,汽艇上的敌人命归西天。这次战斗,击毙艇上日寇12名,其中有旅团长、联队长、高级参谋各一名。这次战斗的胜利,是长山六区抗日军民的胜利,也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独立团的胜利。战斗结束后,廖容标、姚仲明按原计划率部前来长山八区与马耀南司令会师。长山八区长白山这边的部队已达二百多人,其中包括马晓云、马天民拉来的部队、马函三拉的起部队和马馨山、宋雨田的一部分人。部队作短暂休整,在廻路峪与当地军民欢度春节。过完年初三,部队分散驻扎,马耀南司令率马函三、马晓云、马天民部转移到上娄村和下娄村,廖副司令和姚政委率第三中队转移至西赵村东的三官庙里,三地相距很近。夜间,邹平、周村的日伪军三、四百名,包围了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未及时察觉。拂晓,日伪军进攻的枪声惊醒了起义部队官兵。马耀南司令和廖容标副司令使用“麻雀战术”,分别率领部队边打边转移。 这是马耀南第一次亲率战士杀敌。由此,他开始了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伟大实践,迈出了由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向军事指挥员转变的重要一步。马耀南身先士卒,带领部队抢占山头。当敌人进攻时,利用有利地形,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躲。打打躲躲,躲躲打打,从一个山头转向另一个山头。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傍晚,消灭了十几名日伪军,自己的部队无人员伤亡。廖副司令和姚政委率部由西赵村东的三官庙边打边向北撤向孙峪村一带,7名战士壮烈牺牲。天黑后,马司令与廖容标、姚仲明在预定地点会合。这次战斗我两路人马共打死打伤敌人30多名。 毛泽东精辟地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 马耀南司令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积极努力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认真地研读我国古代《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1939年春天,他得到了一本油印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如获至宝,不但晚上在煤油灯下学,而且白天行军空隙中也学。他通过一次次战斗实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掌握积累战斗经验。 正如毛泽东所说:“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马耀南通过刻苦努力,迅速消灭了他从书生到军人之间的距离,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6.起义部队神速壮大 三官庙战斗之后,为了开辟更大的游击区域,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决定兵分两路:由马耀南司令率领第三中队之外的其余部队,在铁路以北活动;由政委姚仲明与副司令廖容标率领第三中队,到淄川一带活动。姚仲明、廖容标于1938年2月8日率部离开长山八区。当时,在长山、邹平、桓台、章丘、淄川诸县中,马耀南被看做是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2月中旬,马耀南司令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建立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壮大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力量,发出了关于召开长山及其毗邻诸县联合抗日会议的倡议。他的倡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各县抗日人士的热烈响应。 2月下旬,长山、邹平、桓台、淄川、章丘五县联合抗日会议在长山县八区西董村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是当时五县抗日知名人士。长山县有马耀南、樊语乡、马函三、潘建军,邹平县有娄汶源、娄逢源、张景儒,桓台县有耿子安和一位姓张的医生,章丘县有李曼村、方子诚,淄川县参加人员今不详。会议由马耀南主持。马耀南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强调指出:大敌当前,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他呼吁:各县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会上研究讨论了如何“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问题。 马耀南司令主持召开的五县联合抗日会议,对加强各县抗日武装力量的团结合作,对各县救亡运动的开展,对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发展壮大,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前已经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主动投靠第五军,接受改编。韩子衡、张景南、高竹筠、宋怡翔、李曼村等部,都在廖副司令、姚政委南去后编入五军序列。会后各县爱国民众纷纷报名参加抗日武装部队,有些爱国志士自发拉起抗日武装,主动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某中队为番号。 2月底,马司令派负责部队后勤工作的马进先刻制部队印章和制做军旗。马进先秘密潜入周村辛街文华斋刻字店,请一位姓周的师傅刻了个木质长方形大印,文为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他又到西董村找人做了面军旗,用红色洋布做的,两幅宽,长方形,上面绣的“有镰刀斧头,也有青天白日。” 看来当时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共中央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中的两句话:“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穿旗杆的白布边上写着“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部”。这是这支部队第一次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帜。马司令当时曾说:“不管这面军旗合法不合法,只要符合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于抗日有利就行。”三月间,廖副司令带领的在铁路南的部队也打出了绣有上述图案的红旗,廖副司令和战士群众都说好。 一时间,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飞快发展,神速壮大,不久成为拥有三十多个中队、一个特务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的浩浩荡荡的5000之众的大部队。 为了便于集中、统一领导,司令部设有政治、参谋、军法、军械、供给等八大处。将部队编为了6个支队,每个支队辖3至5个中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第二支队司令员马函三,第三支队司令员高竹筠,第四支队司令员张景南,第五支队司令员韩子衡,第七支队司令员马晓云、教导员樊语乡。原拟将章丘县宋怡翔的第二十中队和李曼村的第二十一中队编为第六支队,因部队人数较少未能成立支队司令部,直属第五军司令部领导。

      7.一首动人的民谣 “七七”事变之后,马晓云、马天民在马耀南的安排下,通过种种关系分别在周村和长山一带积极发动组织抗日队伍、筹集枪支弹药。起义师生去往长山九区之后,工作更加紧张。他们人虽未到铁山下的太平庄,但实际上早已在为起义部队奔忙。 “七七”事变前,马晓云是北旺庄联庄会的领头人,同时又在周村担任他二舅父安子厚开的“恒兴厚”线庄的副经理。由于他仁义、诚信、善交友,在周村城乡农、工、商、兵各界都有点名气。 大哥马耀南安排他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后,毅然向舅父辞去了线庄副经理的职务,东奔西走,全力投入抗日救亡事业,取得了很大成效。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 年)1月13日,驻周村日寇与汉奸队突然包围了北旺庄,将马晓云逮捕,押往周村宪兵队。他们妄图从马晓云口中探得马耀南率领的起义部队的行踪,前往“剿灭”之,就严刑拷打马晓云:灌辣椒水,吊在屋梁上用蘸了水的皮鞭抽,坐“老虎凳”……马晓云几次昏死过去,仍坚贞不屈,坚决不说出起义部队的下落。敌人又在夜间把他拉到郊外摆出枪毙他的架势,威逼他屈服,他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坚强的爱国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为了救出马晓云,家中变卖了大量家产。其弟马天民,四处求人,利用商界、政界及日伪军中的种种关系,花费了大量钱财,打通了各方关节,又请北旺庄众乡亲具保,才使马晓云死里逃生,于1938年2月 2日,获释出狱。 马晓云出狱后毫不畏缩,决心继续抗日,未等到伤痊愈就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先后联络组织起了三个中队,500余人、枪。起义队伍前往长山九区后,马天民关闭了他在长山城里的店铺,四处奔波,专力从事为第五军组织抗日武装和筹集枪支弹药的活动。马天民联络动员长山一区(今邹平县长山镇)芽庄杨诚斋拉起了 100多人的队伍。他又联络动员长山二区(今淄博市周村区)西马庄李步銮带着自已家里原有的看家护院的枪,拉起了以当地农民为主体的一支队伍。他策动长山县三区(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和家庄潘建军带着一支百来人的维持会武装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邹平县的吕和斋、怀焕文、贾效昆等人,听说马耀南司令的亲弟弟马天民在拉队伍,慕名前来投靠。马天民与其商定了行动办法,他们三人各拉起了一支队伍,投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马晓云、马天民分别被任命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七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不久,一首极其动人的民谣诞生了: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专打日本鬼,保护老百姓。这首动人的民谣像插上了翅膀,飞快地传遍了长山全境,传遍了清河平原,传向了山东各地。它赞扬了马氏三兄弟的抗日爱国精神,歌颂了马氏三兄弟为拯救民族、国家、百姓危难而抛家舍业驰骋疆场的英雄壮举,对于动员号召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同时说明了广大民众对马氏三兄弟的深深的崇敬和拥戴之情。

      8.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就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2月下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诞生之后不久,长山县西北毗邻的齐东县、东北毗邻的桓台县,分别产生了两支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部队。一支是孟昭进为总司令的“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一支是胡凤林为司令的“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华北抗日第十三游击支队第十二梯队”。孟昭进,山东省齐东县第四区(今邹平县魏桥镇)麻姑堂村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5月23日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农家。是马耀南司令当年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同学。民国十一年(公元1923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专业。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考入冯玉祥创办的张家口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毕业后在冯玉祥部任职。 “七七”事变前,任国民党南京军事委员会咨议参谋。“七七”事变后,向冯玉祥将军请缨回家乡组织发动民众抗日。他在共产党员王次方的协助下,发动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自名为 “中国民众抗日救国军”,他自任总司令。几个月时间队伍就发展至2万余人。起初,未受国民党收编,是一支独立的民众抗日武装。马耀南这时虽非共产党人,但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2月21日晚上,在邹平城西北二十里的明集村北的一座古庙里与孟昭进相见。当年的两位同窗好友,今日的两位沙场司令,久别重逢,感慨万千,一直谈到午夜时分。会谈的成果是:确定了两部联合抗日,而不合编。并议定了以下几件具体事项:一、在明集村成立两军联合办事处。马耀南部代表为李子久,孟部代表高克文。明日即安排办公用房开始办公。二、两军互通情报,如遇敌作战,以同生共死的精神,彼此互作援助。三、3月间两军联合攻打邹平城。 胡凤林,字仪亭,桓台县三区(今桓台县田庄镇)胡家庄人,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入甘肃省警监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任盐山县警备队长、桓台县警备队中队长和大队副等职,后引退。“七七”事变后,他积极联络人员拉队伍抗日,很快拥有1千之众。他还办起了兵工厂,能制造机枪、手榴弹、地雷、迫击炮等。胡凤林指挥的部队,最初不是国民党军队。不久被国民党华北抗日第十三游击支队司令周胜芳收编为“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华北抗日第十三游击支队第十二梯队”。主要活动地区在桓台县大圩子里一带。马耀南司令派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利用亲戚关系到胡凤林那里去做统战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双方共同商定:“相互尊重,互相关照,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胡司令为马司令的部队往来于邹平、临淄之间提供了极大方便,有时还供给马耀南的部队手榴弹、地雷、子弹等。在战斗中也不乏互相支援共同浴血奋战的事例。两军这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一直维系到胡凤林司令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9月24日战死。 6月中旬开始,日寇以14个军团、一个旅团计35万人的兵力由海军配合溯长江西进,分四路会攻武汉。中国以陈诚的第九战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为主力,调集了三倍于敌的兵力在武汉外围作战,以保卫武汉,这就是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武汉保卫战。战事进行得异常惨烈。为了配合武汉保卫战,奉蒋介石之命入鲁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长石友三遵照武汉行营电令,命令孟昭进部:“于8月13日同时完成破坏胶济线由周村至龙山一线铁路。东线攻城部队由六十九军第二梯队与马耀南所部三支队协同组成,任命孟昭进为东线战地总指挥。” 孟昭进接到命令后即派人与马耀南联系。马耀南从抗日大局出发,与孟昭进商定:孟在南面担任主攻,三支队在东北翼黄台桥、板桥一带协同作战,三支队马晓云所率七团,协同担任破坏铁路任务。 8月11日,马司令派出一个加强营西进,12日到达平陵城以西地区,当夜冒大雨向黄台方向运动,13日拂晓协同孟部攻城。三支队战士英勇奋战,攻下了黄台车站,占领了卧牛山,攻至济南小西门下。七团团长马晓云带领军民与孟部破坏铁路的部队分段承担了破坏铁路之责,破坏了东起金岭镇西至龙山百余里铁路线,掀翻了多处路轨,炸毁了20余座大小桥梁,使胶济铁路陷于瘫痪状态。敌人无法通过铁路运输部队和弹药支援济南。在三支队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孟昭进部攻进济南,在城内民众大力支援下浴血奋战两昼夜,大量杀伤了敌人。在撤出济南时,三支队担当了掩护任务,对出城追赶之敌进行阻击,掩护孟部顺利地后撤转移。马耀南司令积极协同孟昭进部作战,攻入日军盘据的省城,重创敌军,这在中国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的历史上,是一个奇迹。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英明伟大。

       9.光复邹平城 建立抗日政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2月24日日寇轰炸长山城那天,也轰炸了邹平城,投下十余枚炸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县县长遣散警察队而逃。第二天,日军占领了邹平。不久,亲日分子张梅君、孙坤三等组织维持会,随之建立了以王馨三为县长的日伪县公署。与此同时,沉渣泛起,日本豢养的大土匪头子刁在林从东北返回邹平,效忠日寇。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徐州,将驻扎邹平及周围各县城的日军抽走,邹平只有伪军把守。马耀南司令审时度势,迅速抓住这一特殊机遇,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决定主动出击。首先命令特务大队铲除大土匪头子刁在林。一天,特务大队大队长贾效昆侦察到刁在林将由邹平前往周村,便在通往周村的大路旁的王家庄设伏,在鄢家村北将其擒获,并于当夜将其处死,将其头砍下盛在牛笼嘴里,挂在靠大路的鄢家村东南王家营的松树上示众,还弄了个牌子写上了“干汉奸的下场”六个字。3月1日,联络友军孟昭进的“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协同攻打邹平城。被日伪军占领了两个月的邹平城,又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马耀南司令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进驻邹平城。马耀南不仅具有抗日救国的军事眼光,而且具有建立民主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眼光。他凭借崇高的社会威望,召集邹平县社会贤达、开明士绅及邹平各乡代表人士商议,决定民主选举县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开明士绅张东甫当选为县长。这是山东抗战开始之后,在起义部队从日伪手中夺回县城的情况下,主持民主选举的第一个抗日县级政权。它对推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闻知马耀南主持民主选举邹平县县长后,大发雷霆。他写了一纸委任状,任命一个叫张子烈的国民党员为邹平县县长,并令张子烈火速赶赴邹平上任。张子烈持沈鸿烈的委任状来到邹平。邹平县便出现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马耀南主持选举的和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任命的“双县长”。马耀南听说张子烈到了邹平,派人将张子烈叫到了司令部。义正词严地说:“日本鬼子侵占邹平县的时候,你们跑到哪里去了?我军赶走了日伪军,推翻了日伪政权,你们跑来抢县长这把交椅了。这事你办不到!邹平县是在邹平人民大众支持下光复的,邹平县县长用不着你来当,你从哪里来的就乖乖地回到哪儿去!”张子烈见事不妙,灰溜溜地离开了邹平城。

      10.马耀南不要国民党了回溯1937年底日寇渡过黄河之后,济南以东至潍县以西胶济铁路两侧沦于敌手的十余县中,打着抗日旗号拉起的队伍如雨后春笋,难以胜计。有的由抗日爱国之士组织发动群众而成,有的起源自国民党政府的区中队,有的起源自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有的起源自流寇土匪。绝大多数部队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人,不论其人数是几百人还是几十人甚至十来人,其首领往往称做司令。一时间,自封的司令多如牛毛。这些司令领导的部队,往上说没有确切的领导,往下说没有确切的领地防区。它们没有固定的军饷来源,没有可靠的武器、弹药供应渠道。官兵们要想填饱肚子,也得靠自已寻摸。及至1938年春夏,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为了扩充自已的实力,采用各种办法收编这些部队,生怕这些部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吸纳过去。当时,清河地区,以胡凤林为司令的桓台抗日武装、以孟昭进为总司令的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最初起义时没有打出国民党的旗号;马耀南为司令的部队起义时,也没有亮出共产党的招牌,部队里几名共产党人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汇集到这支队伍中的三十多个中队绝大多数是非共产党人发动组织创建的,有的是国民党员发动组织创建的。这三支部队成为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力争控制和收编的目标。胡凤林司令,其部队起义不久,就在国民党员胡冠嵋的策动下,被国民党收编为“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华北抗日第十三游击队第十二梯队“。他牺牲后,其继任者先后投降了日寇,走上了叛国投敌的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孟昭进总司令的部队,虽然最初就有共产党人王次方参与组织发动,并且担任了该部队的政治部部长,党组织后来还派入了王乐之、吕洗尘等一批共产党员,但是仍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8年)夏天被收编为国民党宋哲元部第六十九军先遣第二梯队,同年10月,又被改编为国民党宋哲元部第六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后被调入河北省。对于国民党的改编,马耀南司令和其他两位司令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当马耀南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八月间开始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准备发动起义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复榘就说要给他派个叫李耀亭的司令来,马耀南未答应。当第二年1月马耀南率领的起义部队发展到几百人时,自称鲁北抗日总司令的刘景良又曾派人前来以高官厚禄拉拢马耀南,马耀南仍不予理睬。当马耀南率领的部队发展到浩浩五千之众光复邹平城后,山东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沈鸿烈派人送来委任状,任命马耀南为“鲁北行署抗日纵队司令”,并承诺:薪金、军饷省政府立即拨来,部队的装备和武器、弹药由省政府和战区司令部供应,恢复马耀南的国民党籍。马耀南对沈鸿烈这些封官许愿的伎俩斥之以鼻,说:“我投笔从戎,志在抗日救国,不为升官发财。沈主席给我的官我不需要。”“国民党要我,我可不要它了呢!” 马耀南当着别人的面,将沈鸿烈的委任状撕了个粉碎。从差不多同时起义、并曾一度协同抗日的胡凤林、孟昭进和马耀南分别率领的这三支部队的不同归宿可以清楚地看出:马耀南心明眼亮,立场坚定,不为名所动,不为利所诱,不为权所屈,一心为了抗日救国,坚决不接受国民党收编,坚决不再当国民党员。 11.“一个心眼跟着共产党走”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6月6日,为了反对和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对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控制,毛泽东、刘少奇电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队的番号,目前,可组成4至5个支队,区县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名义出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遵照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决定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决定下达不久的一天,马耀南司令来到长山五区(今邹平县长山镇)苑城村的一所小学里,会见前来传达执行整编任务的杨国夫。杨国夫,安徽省霍邱县人,中国共产党员,参加过长征。“七七” 事变后,任陕北红四师十二团团长。1937年9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受中共中央委派于 

     1938年5月16日到达中共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县。被山东省委派遣,前来清河地区整编马耀南指挥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和李人凤指挥的“三大队” (原“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马耀南和杨国夫进行了亲切交谈。既有学者风度又有军人气质的马耀南司令态度和蔼而又谦逊。身经百战的杨国夫诚恳地表示:今后的工作希望得到马耀南司令的多多帮助,自已一定努力当好马耀南司令的助手和参谋。马耀南司令向杨国夫讲了沈鸿烈用高官厚禄诱骗他投向国民党怀抱的伎俩之后说:“我马耀南软硬不吃,一个心眼跟共产党走!” 马耀南深知: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番号,将经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为将整编工作搞好,马耀南当天晚上派骑兵将其二弟——第七支队司令员马晓云和第七支队教导员樊语乡接来,与杨国夫共商部队整编大计。经过彻夜讨论研究,决定:第一步,先把由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马天民领导的七中队、二十九中队、特务中队和韩子恒领导的十九中队、李曼村领导的二十一中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特务营”,由杨国夫任营长,作为整编的骨干力量;第二步,召开支队司令员会议,统一思想认识;第三步,召开中队长会议,传达整编决定;第四步,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司令同杨国夫于第二天回到邹平城,旋即主持召开支队司令员会议。马耀南首先向支队司令员们介绍了杨国夫,又向杨国夫逐一介绍各支队的负责人,接着请杨国夫宣布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将第五军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的决定。 整编决定刚宣布完毕,第四支队司令员张景南、第三支队司令员高竹筠立即跳出来喋喋不休地反对整编。马耀南司令截断了他们的发言,斩钉截铁地说:“我完全拥护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将五军整编为八路军的决定,这是共产党对我们五军的信任和关怀,也正是五军的前程所在。”“五军组织起来是抗日的,不是个人的私产。我们跟共产党走,这是万分正确的,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会明白的。杨国夫等同志是我请来的,是省委派来领导我们的,大家不得无理纠缠。” 马耀南的威望和庄严的表态,使心怀鬼胎的张景南、高竹筠不敢再说。杨国夫当即宣布:“同意当八路军的举手!”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第二支队司令员马函三、第五支队司令员韩子衡、第七支队司令员马晓云和指导员樊语乡立即将手高高地举了起来。张景南、高竹筠见此情景,也并不甘心情愿地随着大家举起了手。就这样,整编工作在程序上走过了在苑城村商定的第二步,等于迈过了最艰难、最重要的一道坎。又一天,当马耀南正要秘密召开全军中队长会议─—走整编工作第三步时,山东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沈鸿烈派来两个人,专为参加这次会议,并要发表讲话。可见张景南、高竹筠之流向沈鸿烈告密了,上下勾结,妄图将整编的事搅毁。当时在国民党执政、国共合作抗日的总形势下,拒绝他们参加会议是不适当的。马耀南司令和杨国夫机智地作了安排:先招待他们稍作休息。趁他们休息之际,先行宣布中队长会议正式开始,并举手通过了整编决定。然后请沈鸿烈派来的人进入会场。这两个家伙并不知道会议的主要议程已经顺利结束,先讲了一通不能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歪理,又封官许愿,宣布要把五军收编为国民党的军队。马耀南和杨国夫说:“五军是接受国民党收编,还是整编为八路军,这要看中队长们的主张。”当问中队长们是愿意当八路军还是愿意当国民党军时,中队长们一齐高声回答:“当八路军!”就这样,沈鸿烈破坏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整编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6月16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官兵4000余人齐集邹平城东关原乡村建设研究院操场,在口号声、鞭炮声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宣告成立,司令员马耀南,政治委员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参谋长郑兴,政治部主任鲍辉。该部队下设7、8、9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在这次整编中,马耀南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时任苏鲁豫皖省委书记的郭洪涛写道:马耀南“是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的缔造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之后,抵制整编未遂的张景南、高竹筠阴谋搞分裂活动。一天, 张景南秘密召开他原带领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四支队干部会,并邀请高竹筠参加。他在会上蛊惑人心,胡说什么“愿上北的做官,上西的发财,住下的打鬼子!”煽动他们叛离三支队,“上北”或“上西”投靠活动在邹平北面或西面的国民党军。当晚,张景南组织带领其原第四支队中的两个中队、高竹筠带领其原带领的第三支队的两个中队星夜叛逃,被国民党冀鲁边区司令李笑文收编为“冀鲁边区第三游击区第十梯队”,高竹筠任队长张景南任副队长,驻邹平城东东范村。他们的营地距马耀南司令部仅二里之遥。在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代背景下,按理说,国民党指挥的冀鲁边区第三游击区第十梯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相互不为敌军,而系友军。但是,张景南、高竹筠这两个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根本无心抗日,在叛逃分裂出去之后,又蓄谋制造摩擦。 7月22日,张景南、高竹筠趁杨副司令率主力部队东进临淄整编李人凤指挥的部队的时候,偷袭只有两个连驻守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部,疯狂地冲进了司令部前院。马司令指示政治部主任赵明新越墙而出去调七团增援,沉着地指挥部队将叛军打了出去。由于我军势单力薄,叛军重整兵力再次冲进前院,并攻入办公室抢起了三支队军旗。在这形势万分危机之时,七团团长马晓云率部赶来,将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挟着三支队军旗拼命奔逃,被一枪击毙。 马耀南司令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打击敢于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一天夜里,组织部队袭击了高、张盘踞的东范村,歼灭其一部,并将其赶出了东范村,迫使其远离了邹平城,巩固了三支队的防地。 一天,马耀南司令向杨国夫副司令提出:“国夫同志,我想加入共产党。”同时解释说:“我想加入共产党,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多年观察和体验的结果。”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霍士廉和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得知马耀南司令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十分高兴。他们认为:马耀南司令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掩护共产党人的地下革命活动,如果没有马耀南的掩护和支持,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在长山中学是很难站住脚的;马耀南司令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弃家舍业,坚定地走上了抗日救国大道;马耀南司令拒绝国民党顽固派高官厚禄的利诱,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对他指挥的抗日武装部队的整编;马耀南司令率众起义以来,团结同志,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身先士卒,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总之,他不愧是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38年10月,马耀南司令员由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霍士廉介绍,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批准,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马耀南激动地说:“党就像天上的北斗星,将永远照耀着我的前程,指引我前进。我一定要按照党章要求,做一个好党员。” 至此,马耀南完成了一个革命爱国志士向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转变。 是年12月27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马耀南指挥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部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领导成员不变。

    12.在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中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3月初,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中共华北局山东分局指示,选派了排、连、营、团干部六十二人,分别到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决定,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十团政委罗文华率两个营的兵力护送至淄川县二区(今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佛村,再由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带领210余人组成的“护送营”护送至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沂水县王庄,然后学习人员分赴鲁南、延安两校。这支护送部队和学习人员由到延安汇报工作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任总指挥。 因途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秦启荣所部王尚志占据的地盘,出发前与秦、王就借路通过问题进行了交涉,他们表示提供方便。 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投降倾向日益明显,他们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三个反动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下抗,共不可不打。” 马耀南司令对时局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对于赴鲁南、延安学习的干部的出行路线和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寻机进攻的可能性高度警觉。他再三提醒鲍辉主任,途中严密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活动。 十团团长李人凤向杨国夫副司令说:王尚志一贯玩弄阴谋,反共反人民,现在,他决不会甘休,请加以警惕。杨副司令就此向马耀南司令作了汇报 ,提出:决不可轻信秦启荣、王尚志的花言巧语,“我们的行动要严密封锁消息,绕道通过王尚志驻地。” 马耀南司令完全同意杨副司令的主张,要求护送部队和被护送的学习人员严密封锁行动消息,绕道前往中共山东分局驻地。但是,担当率队重任的政治部主任鲍辉对此认识不足,认为:“现在我们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量秦启荣、王尚志不敢怎么样。” 3月27日,护送部队和被护送的学习人员从长山县九区卫固村出发。28日凌晨,进驻淄川县佛村和益都县井筒村。这里已接近国民党军驻地。鲍辉主任派人与王尚志联系要求借道通过其防区,并说明了从此路过的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 3月30日,我方人员到达距离太河镇8里的同古村时,已见到王尚志军荷枪实弹、严阵以待。走在前面的吕乙亭营长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亲自带领两名连长和两名指导员去见鲍辉主任,说明了按照此路前进的危险性,提出绕道而行的意见。鲍辉主任提出:目前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拒绝了吕营长的意见,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往前走了不多路,一小队骑兵迎面而来,自称是王尚志的联络人员,拦住去路。鲍辉主任再次向对方说明了我方身份和借道意图。对方令停止前进,等待答复。等了两小时左右,联络人员前来传达王尚志命令称:准许沿太河镇西圩墙下通过。王尚志限定的这条三、四米宽的通道,东边是一丈多高的石砌太河镇圩墙,西边是三十米宽的滚滚淄河,河西是峻峭的豹岩山,形同夹缝一般。 中午部队到达太河镇西北角,已分明见到圩墙和淄河西岸山上王尚志军杀气腾腾。吕营长遵照鲍主任命令令部队将枪扛在肩上,继续前进,边走边高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刀进行曲》。当走到圩墙西边时,圩墙上的敌人一起开枪,吕营长当即中弹牺牲。鲍辉主任派通讯员向前传送其“不要还枪”的命令,通讯员也中弹身亡。这时,鲍主任一面亲自命令护送部队“不要还枪!”,一面向圩墙上的王尚志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不要对内!”顽军那管这些。鲍主任正在高喊时,中弹受伤。王尚志军四面包抄过来,护送部队及学习人员有210余人被逮捕,鲍辉主任和潘建军团长壮烈牺牲。只有少数人突围脱险。 这就是毛泽东在其三篇文章 中所提到的秦启荣制造磨擦打游击队的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马耀南司令得知“太河惨案”的消息后,立即将情况报告了中共华北局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并命令三支队政治部、政治部办事处分别发表了《告王尚志士兵书》、《为三月三十太河惨案敬告友军书》 ,揭露了“太河惨案”真相,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屠杀抗日战士的罪行。马耀南司令当即召开了有霍政委、杨副司令、特务团和十团主要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马司令对死难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强调指出: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中央、毛主席所提倡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必须放弃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任何幻想。会议决定:请示山东纵队,集中三支队主力,坚决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为死难烈士报仇!根据中共华北局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决定,马耀南部与一支队、四支队主力一起,对太河一带的秦启荣之王尚志部队进行严惩。三支队担任主攻。4月4日晚开始讨伐行动。十团攻至太河镇北面的金鸡山,特务团占领了太河镇西南面的豹岩山。在一、三两支队及部分当地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打得王尚志顽军四散逃窜。这次战斗,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收复了太河一带地区。

    13.驰骋疆场敌胆寒在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下,马耀南指挥的部队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兵分两路或数路的状态。马耀南司令既要运筹部队全局,又要率军在胶济铁路以北的章丘、长山、邹平、桓台一带作战。马耀南司令临阵勇敢、沉着、坚定,指挥战斗机智、灵活、果断,身经大小战斗近百次,取得了辉煌战果。摘几次战斗简要介绍如下。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4月16日晚。马耀南司令率500余人由长山六区韩、刘二套前往八区。遇雨,拂晓在长山县七区(今邹平县高新技术开发区)司家庄驻防。长山城日伪军到司家庄东一里多地的吕家庄扫荡。马司令命10多名骑兵截击敌军,再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至司家庄村外。敌人凭借强大火力疯狂进攻,三支队战士凭借围墙将敌人一次次打退。不久,敌之援兵从周村、邹平、长山乘汽车赶到,兵力达500余人,形成对司家庄包围之势。马司令沉着勇敢地指挥战斗,并动员村民参战。村自卫团将几十杆抬枪抬到围墙上,又抬出了三大瓮火药。铁砂子不够,村民们将自己的铁锅砸碎顶铁砂子用。村民许荣湖等在敌人炮火最密集的东南围墙上放抬枪。一抬枪打过去,方圆十来米的铁砂子、铁锅片密雨般落在敌人阵地上,打得敌人无法招架。被军阀抓过壮丁的村民许方龙枪法神准,一连打死五个鬼子。我军弹药缺乏。马司令一方面告诫战士等敌人靠近瞄准再打,一面指挥战士在围墙上用擦枪条顶起帽子引诱敌人开枪浪费子弹,有的战士的帽子被打穿飘落围墙下。后来敌人架长梯爬围墙,我战士待敌人爬到顶时,用手榴弹狠砸他们的头,送他们回了老家。军民配合,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十多次进攻,打死敌人60余名。我曹瞻孔营长及22名战士壮烈牺牲。天黑时,敌又有援兵乘汽车到来,还运来了迫击炮。马司令指挥军民趁夜色打开北围子门撤退,同时派一个排守在东南至西南围墙上,命令他们伺机打三个排枪后撤退。敌人被打怕了,我军三个排枪过后,他们仍趴在村外不敢向前。过了一段时间,敌人见村内无动静,先向村内打了几炮,才冲进村来。这时马司令已率军民安全撤走了。村内只剩一个耳聋的叫韩圣勤的老人,被敌人抓住杀害了。夜晚,敌人在村外打起十几颗照明弹,寻找被我军击毙的日伪军尸体,分装在两辆汽车上拉走了。我军乘夜色胜利转移到了长山六区牛家庄。司家村战斗之后,马司令率部驻扎在长山县六区爱贤村一带。日军寻机报复。驻长山日军头目井口于4月21日纠集长山、苑城、焦桥日伪军200多人到焦桥据点集中,准备偷袭。

    4月22日拂晓,马司令命三个连埋伏在村东边的袁家墓田,命警卫营以村子围墙作掩护做好战斗准备。天亮后,又派部分战士化妆成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伺机对付来犯之敌。早晨,日伪军分数路包抄过来。马司令利用设在袁家墓田里的伏兵和化妆成农民的战士出奇不意地给了敌人当头一棒,又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对围攻村子的敌人东堵西挡,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毙伤敌人70多名。黄昏后,马司令率军安全撤出阵地转移。我军伤亡20余人,七团马千里团长负重伤。 5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指示三支队开展邹(平)、章(丘)、齐(东)边区工作,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原在各地分散活动的各部会集于长山县六区三元庄一带。 6月2日,清河地委书记景晓村和马耀南司令、杨国夫副司令率3000大军向西至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县第九乡(今邹平明集镇)刘家井一带。此处西邻章丘,北接齐东。三支队准备以此为基地向西、向北发展,开辟邹、章、齐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我军行动不料被日寇发觉。6月5日,济南日军头目松井调集九户、魏家桥、齐东、青城之2500多日伪军前来围攻,又调邹平、长山、周村、张店之日伪军前来增援,兵力多达6000余人。他们配有汽车 100多辆、重炮多门、轻重机枪数十挺。分数路向我军进攻。 6月6日拂晓,驻刘家井西北马庄、郑家庄的长桓独立营和邹章齐独立营遭西来的日军突袭,与敌激战近1小时,向东撤退转移。战斗中营长刘鸣歧、教导员高鲁、副营长耿汉亭和部分战士牺牲。 早饭后,另一路鬼子疯狂进攻刘家井东北七团和友军高苑二梯队驻守的刘聚桥、韩家。敌人凭借强大的炮火四次打破韩家庄围子门攻入村里,均被打了出去。太阳西沉时,我军遵照司令部的命令,留一连人断后,其余人马从村东南杀出一条血路,胜利跳出了敌包围圈。敌人趁我兵力减少,从北、西两面冲进村里。我断后的一连人与敌殊死搏斗,最后剩30多人,在村民明庆水的日籍妻子田美津子的掩护下换便衣脱离虎口。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刘家井。装满鬼子前来增援的汽车不断驰来,敌人从北、南、东三面包围了刘家井,先后发起多次进攻。我军依托围墙誓死坚守,将敌人的进攻一次次击退。横躺竖卧的死伤之敌村外随处可见,东门两侧围子壕里堆满了敌人的死尸。我军健儿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连指导员孙化利一人打死18个鬼子;军械修理所长吕福禄在围墙上冒着敌人炮火光着膀子扛着五子炮不断变换地方选择最佳位置开炮杀伤敌人;连长王德水指挥部队一连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打毁敌人两辆汽车,身负重伤后坚决不下火线,继续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流血过多牺牲…… 100多村民使用村里的36支抬枪和几尊五子炮和三支队并肩作战,耗用了近400斤火药,打出了三百多斤铁砂。铁砂打完了,村民自动砸碎自家的铁锅、犁铧充当铁砂用。一位姓刘的村民一只胳膊中弹受伤,就用另一只胳膊往五子炮里装填火药、铁砂。许多村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我军送饭、运弹药、抬伤员。下午五点,留部分部队断后,司令部机关和大队人马向西南方向突围转移。断后部队浴血奋战至黄昏,敌人用四、五门大炮轰破刘家井东门攻进村里。我断后部队英勇与敌展开巷战。守卫东门的一连一、二班的战士跟鬼子拼上了刺刀。战士李德福和一个粗壮的鬼子滚在一起,被鬼子压在了身下,二班长赵衍庆正要帮他,却被另一个冲过来的鬼子缠住。当赵班长刺死鬼子要去救李德福时,只听身背后“轰”的一声,李德福拉响了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正当我军与敌人展开巷战之时,突然一阵狂风大作,刮得天昏地暗,土沙飞扬,对面看不清人。我断后部队凭借这弥天风沙的掩护,乘机突围出了刘家井,火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马司令和杨副司令指挥的这次战斗,是当时山东抗日战场上一次著名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三支队伤亡300多人的情况下,毙伤日伪军400多名,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创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人数、武器处于极大劣势的情况下重创日伪军的奇迹。刘家井战斗作为抗日战争时期 “115师暨山东军区重要战斗战役”中的一个,与平型关大战等战役战斗一起,载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刘家井战斗之后,马耀南司令率领部队转移至长山八区,不久又驻扎于长山六区李家套一带。一天,得到情报称:驻周村的鬼子头目第二天要带兵到焦桥据点去。马司令决定给以袭击。夜间,指挥部队一部在长山县五区(今邹平县长山镇)小巩家村东周村通往焦桥的大路上埋好地雷,将拉线扯到距公路几十米外的坟地里,并在相距不远的两片坟地里设下伏兵。第二天上午 9点左右,日寇乘三辆汽车进入雷区。“轰隆”一声巨响,一辆汽车被炸烂,伏击的战士们一起向鬼子开枪。另两辆汽车调头逃回十余里外的长山。40多个鬼子被击毙。

                                                                              五 英名千古垂青史

     血沃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7月21日黄昏,马耀南司令和杨国夫副司令率领在长山六区李家套一带作了短暂休整的部队东进临淄,前去和清河地委书记景晓村、十团团长李人凤会合,准备进一步打击敌人。经过一夜行军,于22日拂晓到达桓台县四区(今桓台县田庄镇)牛旺庄。马司令命部队露宿街头,以免惊扰百姓。由于牛旺庄汉奸地主给日伪军送去了情报,敌人很快前来包抄围攻。九点左右,战斗打响。马司令和杨副司令立即组织反击,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但是,敌兵越聚越多,进攻越来越疯狂,时而攻进村来,时而被打出去,形成了拉锯战。敌人的援兵陆续到来,久拖于我不利,我军决定突围。马司令带有几分命令的口气对杨副司令说:“副司令员,你先撒,我留下掩护。”杨副司令回答说:“司令员,部队不能没有你,应该我留下。”经过再三推让,马司令才骑上他的枣红马,带领部分机关人员向村东方向突围转移。当马司令突围至牛旺庄二里地外的大寨村东西大街中段时,事先埋伏在柴禾垛后的敌人蜂拥而出,开枪射击,马耀南司令胸中数弹,落马躺在血泊中,为人民、为祖国、为民族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37岁。泰山垂泪,黄河呜咽,清河军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部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名忠诚伟大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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